如此人生！一家四口 为移民分头假结婚

2017年10月的一个清晨，我接到一单活儿，从密西沙加送人去美国水牛城机场。那时我刚开始做机场接送，车不算新，但干净整齐，靠着华人圈子的口口相传，生意也逐渐多了起来。

客人是个中年男人，大概四十五岁左右，个子不高，约一米六五，皮肤黝黑，额头的皱纹比同龄人要深得多，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要老十岁。他一上车，就用带着浓重长乐口音的普通话跟我打招呼。我心里暗自一乐：老乡，福建人，尤其是长乐、福清人，在加拿大和美国的华人社区里比比皆是，走到哪儿都能遇到。

“去水牛城Buffalo啊？那要两个小时。”我说。

“嗯，我回美国。”他点点头，坐在副驾驶上。

车子驶上QEW高速，窗外的天渐渐亮起来。长途无聊，我们便聊了起来。起初是一些客套话，天气、油价、餐馆生意。慢慢地，他的语气放松下来，话题也越说越深入。

“我在纽约州开餐馆，老婆孩子在密市。”他说得平淡。

“那不错啊，两边跑跑，赚钱美金，家人在加拿大享福。”我随口附和。

“唉，是不错。但也辛苦。”他顿了顿，忽然压低声音，“其实啊，老乡不瞒跟你说，我太辛苦了。”

我愣了一下，以为听错了。可他却神情严肃，眼睛盯着前方，似乎在权衡着是否要继续说下去。最终，他叹了口气，像是卸下一块石头。

“我跟美国一个人假结婚拿的绿卡。我老婆呢，也是假结婚，拿的加拿大枫叶卡。她父母，也是假结婚移民来的。”

这话说得很轻，可在封闭的车厢里，却像是一声闷雷。我握着方向盘的手紧了紧，没有插话。

他继续说：“我们一家四口，法律上是四个家庭，实际上就是一家人。因为移民为了孩子吧，牺牲了这一代人”

我心里震动。这是怎样的一种安排？法律与现实之间，居然能被安排拆解得如此彻底。那两个小时的车程，他就像倒苦水一样，把这些年的经历一点点讲给我听。

他出身在长乐农村，90年代末在福州、厦门打过工，做过小生意。收入不高，但在老家却算体面。2000年以后，村里人一个接一个往外跑，不是去日本打工，就是偷渡美国。

“那时候，美国绿卡就是一张金票。谁要是拿到了，村里人都觉得他发达了。”他回忆时带着苦笑。

他没钱偷渡，便走上了“假结婚”这条路。2002年，他托人在纽约找了一家中介。中介报价十万美元，其中六万美金是给“配偶”的，四万是中介费。对当时的他来说，这是天文数字。他把家里房子抵押，向亲戚朋友借钱，才凑齐了首付款。

“那时候心里真怕，不是怕万一被查出来，是怕不成功。”他说。

中介帮他安排了一个美国公民——一位三十多岁的福建女子。两人从未真正接触过感情，却要编造一段“恋爱史”。福建女子特意会国，在好朋友的安排下，他们一起拍了几十张“生活照”：在餐馆吃饭、在公园散步、在家里看电视。所有细节都被中介精心设计。移民局面试之前，他们要背诵一整份“对答稿”，包括：她喜欢的颜色、食物、电影；家里床单的颜色；卫生间里牙刷摆设。“移民官有时候会问得很细，如果答不上来，就穿帮了。”面试那天，他紧张得手心冒汗，西装领口勒得透不过气。幸运的是，他们的表演逼真，移民官只是例行公事般地看了几眼文件，就在档案上盖了章。拿到两年期的临时绿卡时，他几乎当场落泪。那一刻，他觉得前途终于打开。

几年后，他在纽约州小城里的mall开了一家中餐馆。餐馆并不大，却成了他赖以生存的根基，也慢慢开始赚钱。每天从早到晚，他站在油烟腾腾的厨房里，和几个同乡一起忙碌。顾客以美国工薪阶层为主，他们喜欢便宜的炒饭、左宗棠鸡。餐馆一周七天开门，他几乎没有休息。

可即便如此，他依然觉得值。“有绿卡，至少不会被赶走。”这是他常挂在嘴边的话。

与此同时，他孩子国内的老婆，真正的老婆也走上了类似的道路。

她比他小几岁，人长得一般，不算丑吧，那个时候的农村人结婚，基本上是父母之约，性格谈泼辣果断。长期两地分居，也想着办法弄绿卡，不过也是太难了，转而选择加拿大，因为加拿大美国很近，开车可以很方便从多伦多到纽约，这样丈夫常年待在美国，可以方便来加拿大“团聚”，于是她也想到了一样的方法，于是朋友有人劝她：“你老公在美国有绿卡，你要在加拿大也拿一个身份。否则以后孩子上学、你看病，都不方便。”

于是，他继续通过中介认识了一位加拿大男子。交易过程几乎一模一样：交钱、签合同、编造恋爱史、准备照片。甚至为了应付移民局上门检查，她还租了一套公寓，把一些日用品搬进去，摆拍成“夫妻同居”的样子。

“最怕的是移民局突然敲门。”她后来笑着跟我说，“那时候心里跳得要飞出来。”

幸运的是，她也顺利通过，几年后枫叶卡到手。从此，她不用担心身份问题。几经波折拿到的加拿大枫叶卡的确来之不易，花了大价钱。于是她独自带着孩子在加拿大。刚来时，她语言不通，也没有技能，拿到身份后的她，没有去工作，而是把精力放在各种舞蹈班和社团活动上。外人眼中，她是一个无忧无虑的太太，常常打扮得光鲜，出入各类聚会。可她自己清楚，这只是空虚生活的遮羞布。

“我半年才过来多伦多一次，我们早就没有夫妻生活了。”他曾苦涩地说。

更令人意外的是，他说她老婆的父母也选择了假结婚。

在国内，他们已是五六十岁的老人。按照常理，本应在家颐养天年。可他们觉得：“孩子们都在国外，我们留在国内，既不方便，也没有保障。”于是，他们分别通过不同的中介，找到了加拿大本地的“担保人”。对方多半是经济拮据的本地居民，靠这类“婚姻交易”赚一笔。老人心里很清楚，这不过是一场各取所需的契约。几年后，他们也顺利拿到枫叶卡。全家四口，终于在加拿大团聚。只不过，从法律意义上，他们被拆散成了四个彼此独立的“家庭组合”。

在他的叙述中，贯穿始终的是“怕”。怕被查出造假；怕钱打水漂；怕身份泡汤。拿到身份之后，又怕另一种东西：怕这种秘密被戳破，怕孩子长大后知道真相。他对我说：“有时候觉得自己一辈子都在演戏。演一个好丈夫，演一个合法移民。其实真正的生活，都是假的。身份解决了他们的生存焦虑，却没有带来心灵的安稳。

身份到手后，新的问题浮现。他在美国餐馆忙得脚不沾地，每天从早到晚，几乎没有休息。他需要赚钱，偿还当年假结婚借下的债务，也要为家人在加拿大的生活输血。妻子和孩子在密市，过着完全不同的节奏。孩子在加拿大学校接受教育，逐渐融入当地。妻子则沉迷在社团和舞蹈班，朋友圈越来越大，却与丈夫渐行渐远。半年一次的团聚，成了他们婚姻的全部交集。“我们之间就像平行线。”，没有共同生活，没有亲密关系，更像是为了孩子、为了父母、为了身份，维系在一起的“法律上的夫妻”。久而久之，婚姻只剩下空壳。

他们不是孤例。在2000年前后的华人移民潮中，假结婚几乎成了一条公开的捷径。有人通过它改变命运，有人因此倾家荡产，也有人在骗局中血本无归。这一条灰色链条上，对许多人来说，“身份”就是救命稻草。它意味着医疗保障、子女教育、养老福利，意味着不再担心被驱逐。

可身份之外的代价，往往被忽视：婚姻的虚假、感情的破碎、亲情的缺席。

后来，我仍然偶尔接送他往返水牛城。每次见面，他都比上一次更憔悴。油烟熏染的脸上，皱纹更深了。“这辈子，就是为了个身份。”他叹气，“拿到了，也没什么特别。”他的老婆依旧活跃在舞蹈圈，父母经常去超市打现金工，安享着加拿大的医疗和补助。表面看，他们是一个“移民成功家庭”。可在他们心里，都明白这背后的荒诞：法律上，他们是四个家庭。现实中，他们是一家四口。法律上，他们的婚姻是真实的。现实中，他们的夫妻关系早已名存实亡。

身份带来了自由，却也制造了另一种囚笼。

作为接送司机的我，只是他们故事的旁观者。可我常常想：这样的移民之路，究竟值不值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