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11-03 09:51 来源:
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决定,「一胎化政策」结束,并展开人口政策新一页,容许一对夫妇生育最多两个小孩,目的是应对人口老龄化及劳动力不足等社会问题。
「一胎化政策」实行36年,造成的后遗症罄竹难书。当年,政府只准每对夫妇生一个小孩,无可厚非,中国文化大革命期间,人口突然急速膨胀,这种情况可能跟政府推动城市青少年需要上山下乡,许多人回不了家有关。
中国上世纪80年代出生的孤独小孩,在今次政策改变下反应最为激烈。在成长过程中他们虽备受宠爱,但同样面对期望出人头地的压力,一向缺乏同辈支持与谅解,要孤单面对困惑和挫折。这群人当中,有人要求国家补偿,理由随着年岁递增,他们须肩负「上有高堂下有两名小孩要照顾」的重担。
中国「一孩政策」也造成人口性别不均现象。重男轻女思想根深蒂固,农村又需要劳动力,女婴在不利因素下常沦为牺牲品。据统计,中国成长人口的性别差距已扩大至百分之八;五年后可能有三千万中国男人娶不到妻子。
每年11月11日是加拿大国殇日,同一天是中国「光棍节」,商家的生意可媲美欧美的黑色购物星期五。
中国30年来经济腾飞,但道德观及人文观念未获重视,社会贫富差距日大,阶级界线愈来愈明显。
可演为社会动荡诱因
浙江大学经济教授谢作诗最近发表题为《穷人合娶妻子》文章,引起反弹,有网民指教授犯众怒,超越人类道德底线;女权组织斥责建议是性别歧视,视女性为商品及男性附属品。
在香港,《信报》作家林行止在专栏文章指出,一妻多夫或许可以收到短期效果,但长期必然失效,因为现实存在「公地悲剧」,该名「共有妻子」,极可能成为「无人认头」的牺牲品。
笔者细味谢作诗的经济论背景及他的理据,撇开道德层面不谈,这说法有一定道理,「性」需要总得解决的,不能合法时,就可能诉诸非法手段;不在阳光底下发生,或转入黑暗中求出路,严重者可演为社会动荡诱因。
过去大清律例容许纳妾,民初香港不少「妹仔」有幸从「奴隶主」手中得到解放,法律往往因应社会状况而更动。笔者并非认同「合娶」之说,唯在中国特殊社会情况下,谢作诗教授的提议,并非天方夜谈的歪理,他带出的问题,值得中国当局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