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拿大华语电视节目中的公民对话与多元文化身份认同

引言

 

国外学界对族裔媒体(ethnic media)的研究有很多角度,比如族裔媒体如何表现和诠释少数族裔、怎样成为少数族裔与祖国之间的联结,以及在建构族裔团体身份认同方面的作用,等等.近年来,北美学者也开始研究媒体内容的生产与消费及其所在的地域以及族裔社区内部的传播生态的关系,从而分析族裔媒体是如何在事实上存在并发挥作用的.比如南加州大学的嬗变研究小组(Metamorphsis　Project)提出的地域族裔媒体(geo——ethnic　media)概念,就是要强调媒体节目内容不仅受种族语言文化的影响,而且与媒体所在的国家/地区的文化和社会有关.通过这些地域族裔叙事,“族裔媒体为其观众生产了具有在地性的与其生存文化息息相关的内容,并鼓励帮助他们与社区的资源和组织联系起来”.与南加州大学的研究者们所提出的地域族裔媒体概念相似,加拿大西门菲沙大学的族裔媒体研究者提出的“多元文化传播机制”(multicultural　communication　infrastructure)的概念强调加拿大本地生产的族裔媒体的在地性及其社会性,以及族裔媒体在引导新 参与社会事务层面的巨大潜力及影响.他们认为“这些媒体用新移民的母语帮助新移民与所在的特定社区互动、对话,融入新的社会并积极投入公民参与,是有效而积极的社会生产与沟通机制”.

 

以上两个概念无疑都在强调族裔媒体与族裔性和地理因素之间的联系.这两个概念也对我们区分位于大中华地区的华语媒体和海外华语媒体在内容和功能方面的不同很有帮助.大量有关加拿大本地的内容将加拿大本土制作的华语节目与“拿来主义”的输入节目(如那些通过卫星电视转播的节目)区分开来.这种区隔会使我们深刻地理解在多文化背景下,地域族裔媒体独特的社

 

会功能及传播模式,还能使我们准确地衡量以加拿大广播电视与电信委员会(CRTC)族裔媒体政策(Community　Revitalization　Training　Centers　ethnicmedia　policy)为代表的加拿大多元文化主义政策的重要意义.

 

在这种学术研究语境中,本文以本土制作的华语电视节目及其对加拿大华裔多元文化身份的阐释为出发点,试图解答加拿大华语媒体的社会功用等相关问题.文中使用“多元文化公民”(multicultural　citizenship)而非“文化公民”(cultural　citizenship)一词,是为了更加确切地反映华文媒体和华裔加拿大人多元化的身份认同,即在保持与本民族文化联结的同时,以加拿大文化机制的身份参与或帮助观众参与到公民对话中来.本文的研究素材来自加拿大本土制造面向全国观众的国语电视城市电视(Talentvision),以及两部时事谈话类节目:城市电视出品的《两岸三地加国情》(Straits　Today,以下简称《两岸》)和华语网络电视(Huayu　NetTV)出品的《枫声华语》(Chinese　Canadian　Voices,以下简称《枫声》).

 

通过研究,我试图回答以下问题:1)华语电视节目为华裔加拿大人提供了怎样的交流空间,及其与主流英/法语媒体的差异.2)本土华语电视节目是否可以作为一种另类的公共领域,“一个可以实践民主法规、培养和表达公民权利的交流性和机构性的空间”.如果可以,是通过何种方式得以实现的.3)全球化语境中,华裔加拿大人多元文化公民的身份是如何与跨域中国性(transnational　Chineseness)相交叠,及其由此衍生的政治及文化影响.

 

首先,我们需要对大温地区华语媒体所处的语境进行简单的梳理,尤其需要注意的是加拿大多元文化政策对本土导向的华语电视转播与制作产生的影响.

 

一、语境

 

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省的华语媒体不仅起步很早,而且近年来成长速度快、受众数量大.据加拿大西蒙菲沙大学少数族裔媒体研究小组2007年调查报告显示,英属哥伦比亚省有144家亚族裔媒体,其中2/3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成立的.目前大温地区的24家华语媒体虽然在数量上仅次于韩语媒体屈居第二,但却拥有最大的读者和观众群.仅《星岛日报》一家媒体便拥有每日5万——11万份的可观发行量.此外,居住在大温地区讲中文的成年观众,收看新时代电视和城市电视的有2/3之多.华语媒体的持续增长,一方面得益于亚洲移民持续增长的人口现状和加拿大政府的多元文化政策;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媒体全球化现象,使得华语语言文化市场的“全球文化发展和权利分布更加复杂化”.

 

除在公共服务频道(如Shaw多元文化频道)播出的普通话及粤语节目外,加拿大新时代传媒集团是重要的私营中文媒体的代表.它旗下有两个覆盖全国的中文电视台,即1993年始播的粤语新时代电视和1998年始播的普通话城市电视,为加拿大华裔居民提供一天超过20小时、全周7天的有线电视节目.另外,2003年成立的多语电视台Channel　M(现已由Rogers传媒收购并改名为OMNI)也为加拿大本土制作的普通话和粤语新闻节目以及进口娱乐节目提供了重要的播出渠道.除这些持照电视台外,还有一些为开发新型数码技术、吸收新移民投资而制作的专为本地观众服务的电视节目制作公司,其中以华语网络电视为代表.它们开启了一个将电视生产、制作、转播与纸质媒体和网络结合起来的崭新的传播模式.

 

此外,通过卫星、有线电视及最新的卫星协议电视(IPTV)接收的中文电视节目更进一步提升了加拿大本土的电视转播环境.这些电视转播手段使来自大中国各个地区的电视节目都能轻而易举地直接输送至本地.中国政府也在积极地大范围推进华文媒体发展以及文化产品的海外输出.加之种种商业因素的诱导和跨国传媒组织的协助,中国内地的许多电视节目开始得以通过各主要有线电视网络或族裔媒体的转播走进千家万.

 

根据素材和内容的不同,华语电视节目又可分为两大类:进口和本土制作的电视节目.以城市电视为例,大约2/3的节目来自境外,如中国香港地区的TVB,台湾地区的TVBS和CTV,大陆的CCTV4、北京电视台及各省台.近些年来,随着大温地区移民人口结构和语言文化的变动,以及本土制片商与中国内地、台湾地区、香港地区等地媒体间关系的改变,这些节目的数量和内容也随之不断变化.

 

在诸多进口节目中,主要以新闻、娱乐新闻和电视剧为主,也有关于旅游、中国历史、语言、中医药等内容的“文化类”节目.引入这些节目显然是为了节约制作成本,但是这也恰恰与总数日益增长的华裔海外居民的文化需求相呼应.例如,城市电视不仅转播当地以加拿大生活为主的晚间新闻,还转播央视国际的中国内地新闻节目及中天电视的台湾地区新闻节目.各种新闻节目互相碰撞,创造出了一个多层面的、时而对抗却又紧密相关的异质的信息沟通网.

 

不容忽视的是,在加拿大多元文化政策的指导下,尤其自广播电视与电信委员会实施族裔媒体政策以来,加拿大本地华语电视台有了长足的发展.政策要求必须有1/3的广播电视内容是关于“加拿大内容”的节目,这也使得加拿大中文广播电视节目成为“在大陆、香港地区和台湾地区以外最丰富、最深入细致的中文节目”.

 

新时代电视和城市电视的节目中有超过31.5%是本地制作的(高峰期可达35%),内容囊括国家/地区和社区新闻、生活娱乐指南及华语教学等诸多方面.尽管制作费用昂贵,电视台仍然将节目重心放在时事新闻上面.例如,除每日晚间新闻(内容包括加西、加东及国际新闻)外,城市电视的新闻时事节目还有《加拿大新闻周记》(“Canadian　Weekly　News　Roundup”)、《加国纵横》(“MyCountry,My　Family”)、《两岸》(“Straits　Today”).这些节目,一方面翻译引用主流英语电视台(如Global、CTV 和CBC)的新闻;另一方面,也有来自大中华地区的CCTV、TVBS、CTV 的新闻报道.在这一过程中,各新闻媒体交织互动,使加拿大本土中文节目满足了华裔公民不同层次的信息需求.以城市电视台的晚间新闻为代表,来自全国各地的新闻内容日益巩固了华裔公民的民族认同感;而随后播出的社区新闻和大事记也成为本地社区的“公共布告栏”.

 

事实上,由于加拿大本土华裔社区的不断发展壮大,媒体工作者也开始有意识地开发具有本地生活特色的节目.自2007年成立以来,华语网络电视已制作播出了十余种不同类型的电视节目.其中八个节目以当地社区生活为中心,涉及财经、教育、饮食、医疗卫生等诸多方面,实用性强、信息丰富,颇受新移民的青睐.

 

各种新媒体资源之间复杂的相互竞争关系和族裔媒体的跨国、跨地域性,使大温地区中文电视节目成为在全球化背景下最具代表性的多样化族裔媒体研究对象,为研究不同媒体间的互动共存以及对促进公民参与所起的作用提供了典型案例.

 

二、研究方法

 

以下我将对两个加拿大本土制作的时事评论节目《两岸》和《枫声》进行个案分析.城市电视制作的《两岸三地》于1998年首播,每周一次,主要讨论海峡两岸关系及相关问题.2001年该节目更名为《两岸三地加国情》,将加拿大一并纳入讨论范围.自开播十余年来,该节目已经成长为拥有相对固定观众群的本土名牌节目.

 

值得指出的是,该节目的演播形式几乎直接照搬台湾地区TVBS的政论节目《全民开讲》.《全民开讲》在台湾地区盛行,一方面,源于它提出的时事议题;另一方面,也得益于它开启了现场连线(call——in)这种全民参与的节目形式,使得人们在一个逐渐形成的民主社会中畅所欲言,表达自己的政治热情.城市电视成立之初,台湾华人构成了其主要收视群体.台湾社会未来的发展方向及两岸关系是当时海外华人热议的话题.正因如此,这一熟悉的节目形式成功地服务于节目宗旨,迅速地吸引了一大批观众.

 

我的另一研究对象《枫声》自2007年2月开始在Shaw多元文化频道上播出,每周一次,一次45分钟.2007年6月,华语网络电视也开始同步在网络上转播该节目.

 

尽管由于人力资源和媒体资源匮乏,《枫声》的制作团队水准明显低于《两岸》,但是该节目在内容传输方式上却独具匠心.它主要依托三大传输平台:每周三网络首播,周日重播;每周五晚由Shaw　4转播,周五、六早晚再分别由Shaw多元文化频道119台转播;最后节目文字本会在每周《大华商报》上刊载.

 

为细致分析以上两节目代表的公众交流空间,并正确评价这种交流互动的影响及其范围,我自2008年3月至4月间对这两部节目进行了近距离观察,并辅之以2007年至2008年间共100集的节目议题分析.我主要关注以下两方面问题:一是这两个节目主要集中探讨哪些话题,它们如何与加拿大时事、两岸关系及其他国际时事相关;二是现场连线互动的节目形式如何开启民主社会公民对话的可能以及少数族裔公民权利如何得以实现.

 

三、结果

 

《两岸》8周节目的议题统计表明,该节目从地域上看,具有双重焦点,加拿大和“大中华”各占一半.在加拿大方面,有加拿大经济发展、中加关系、英属哥伦比亚省选举以及环境保护等议题;在“大中华”方面,有中加经济相互影响、对跨国存在的中国社区(global　Chinese　communities)的关注、台湾政治绯闻等.此外,节目还体现了加国华人特定的政治经济视角,并通过独具特色的节目议题吸引华人观看,使跨国存在的华人群体更加明确自己的身份.例如圆明园兽首能否完璧归赵、郭冠英事件看台公务员操守(郭冠英为中国台湾前驻加拿大多伦多新闻秘书,后因在网络上发表亲共文章遭弹劾并被撤职,由此引发了诸多政治非议).

 

长期以来,该节目一直关注这些典型的具有地域特色的议题.以下《两岸》100期(2007—2008)议题的地域关注进一步表明,该节目对加拿大和中国内地/台湾地区焦点问题的讨论比例旗鼓相当(45∶44),同时对加国主要政治问题也给予了相当的关注.其中,有1/8的议题与联邦大选相关,不仅介绍各大党派及其候选人,还对他们处理国际关系、环境及社会福利等问题的不同方法加以比较,直接反映了节目对公民参与政治的关注.在两岸关系方面,节目对中国台湾地区和大陆的关注基本上也在伯仲之间(19∶19),此外还有针对两岸关系的连续六期的讨论,如“香港回归十周年纪念对台湾和香港的影响”、“陈水扁台独致两岸关系紧张”.节目从超越二者政治立场的第三方的角度出发,确立了由海外媒体及文化产品滋养而生的“第三种文化”或“第三空间”的角色定位,成为跨国存在的华人身份认同形成的重要影响元素.

 

《枫声》则呈现出了与《两岸》略有不同的选题方向.该节目更多将关注重点放在了加拿大时事上.此外,相较于台湾地区,针对中国内地的议题也更多一些.这也体现了投资者的意向及节目的目标观众群.二者另一显而易见的差异在于,《枫声》更关注经济和社会文化问题,以及与本地移民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议题,例如投资诈欺、油价问题、移民政策及退休金制度改革等.二者间第三点显著的差异在于《枫声》对中加关系的侧重,这一方面的议题占两年间该节目报道总议题的1/5以上.其中有6个议题讨论了商业贸易壁垒及提升两国商贸潜力等问题.

 

为回答上文提出的第二个层面的问题,即由族裔媒体开启的公民对话空间问题,我仅以《两岸》为例进行研究.虽然“枫声”称观众也可通过打电话或给华语网络电视官方网站发邮件的方式参与节目互动,但根据我的观察,该节目尚未建立起有效的观众互动机制.由于难以搜集硬性数据用以衡量观众的参与度,针对第二层面的问题,我不得不侧重于使用质化研究的方法,如采访主持人和制作人、阅读相关报道、近距离观察每期节目.

 

“两岸”谈话节目首先由主持人简单介绍本期的题目及其背景,配以新闻报道或图片.然后特邀嘉宾(每期3——4人)就主持人提出的相关问题进行回答和讨论,大约15分钟.接着第一次接听观众来电,主持人按来电顺序请8——10人简单向嘉宾提出问题或发表他们的看法;嘉宾回应10分钟后,主持人第二次接通观众来电,还是大约5分钟,嘉宾再接着回答.最后主持人让嘉宾对这个题目简短总结、表明立场,到此节目结束.整个节目时长1小时,期间插播3次广告.

 

首先,通常《两岸》所邀嘉宾多是专家或事件当事人,有大学教授、资深媒体人、政府官员、时事评论员等,力求表现不同的政治观点.比如在“中国经济放缓和对本国的影响”一期节目,节目就邀请了一位做加中进出口贸易的商人、一位BC省自由党议员、一位本地学院的经济学教授和一位中文报纸《环球华报》的主编共同做嘉宾.

 

值得注意的是,节目常常将持不同政见的各方人士聚在一起进行针锋相对的辩论.如在“2009年BC省选议题对话”中,节目就邀请了自由党和国家民主党各两位参选人面对面地表述各自政见.其中还有并不懂中文的候选人,通过主持和翻译来交流.

 

另外,关于公共事务的讨论可以看出某一特定团体的立场与诉求.例如在“美元贬值对中国 储备的压力”一期中,节目分别从加拿大和中国视角探讨近期的全球经济危机;在“移民政策之改变与华人之增减”一集中,节目从加拿大华裔的视角讨论加国移民政策及其影响.节目也在遣词造句上用心良苦,如在“上海世博会对加、美、中三国的影响”一期中,加拿大被刻意地放在了首位;而在“中国经济放缓对本国的影响”一期中,“本国”即指“加拿大”.此外,主持人还常站在中立的角度提出议题,在嘉宾和观众之间斡旋,并在观众提问和嘉宾评论引发了激烈的争论时提醒理性讨论的必要.用主持人叶一滔的话来说,这一“无形的手”也反映了加拿大华裔媒体不断的自我定位和身份建构.

 

再者,较高的观众参与度也成为节目吸引观众的主要原因之一.经过十年的发展,城市电视已经积累了一批固定的铁杆粉丝.这些粉丝几乎每期节目都会打进电话.经过八周的观察,我发现每集节目都有踊跃的观众电话连线,大部分是来自大温地区,也有相当可观的一部分是来自多伦多、卡尔加里和蒙特利尔.由于性别、出生地及政治立场的不同,他们的观点呈现出很明显的差异.在一些有争议的问题上,讨论会异常激烈,甚至偶尔发展为人身攻击.如在“圆明园兽首能否完璧归赵”一期中,人们激烈讨论清代文物佳士得拍卖事件,一个持“反大陆政府”观点的嘉宾强烈斥责中国买家的不道德,而很多观众则攻击该嘉宾为“卖国贼”,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可见一斑.

 

叶一滔还指出了节目这些年来在观众构成方面的变化.早期中国内地观众和台湾地区的观众几乎各占一半.但是近年来随着中国内地移民及留学生人数的增长,节目的中国内地观众也大幅增长,尤其是新移民和留学生这些以往很少参与民主生活的人,开始通过节目自由公开地表达个人观点.

 

四、分析

 

总体而言,华文媒体在促进加拿大多元文化公民身份及另类公共交流空间的建立方面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它将华裔加拿大居民的权利和需求加以整合,使他们不仅投身于他们的语言文化所归属的群体生活,也积极参与到加拿大公民的社会活动中来.具体表现为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加国的华文媒体远远超出了以前人们所说的只是大中华电视节目中转站的功能,表现了族裔公共领域的潜能特点.新闻节目、各种生活类杂志以及诸如《两岸》和《枫声》一类的时事谈话类节目便致力于为华裔移民提供有用的生活信息,使其尽快适应新环境并顺利融入加拿大社会;同时节目努力帮助他们理解并实践作为加拿大公民的权利与义务.具体而言,媒体以“第三种文化”立场鼓励并协助华裔移民加入涉及加拿大公共事务的公开讨论,通过参与节目,畅谈他们对国家大事的看法,使他们成为加拿大公民社会的一分子.十分重要的是,节目常常邀请专家解读热点议题,以鼓励移民融入、适应并进一步学习公民政治文化,成为当地华人小社区与加拿大主流社会间的桥梁.由此可见,地域族裔媒体促进了新移民的社会行动(activism),成为来自不同地域移民共同的“公民教育导师”.

 

华语族裔媒体在加拿大社会扮演上述角色绝非偶然,而是各新闻媒体共同努力的结果.在一次大温地区新闻媒体圆桌会议上,与会的八家新闻媒体纷纷表达各自对新闻业发展的愿景以及对华语媒体角色定位的意见.正如城市电视前新闻总监Winnie　Hwo在解释城市电视为联邦大选花力气制作有关新闻和时事论坛节目时所说:“我们的观众应该得到跟主流媒体一样的,如果不是更好的(有关大选的)重要信息和知识.我们在制作这些节目时要问自己的一个终极问题就是:我们的节目能否帮助华裔观众成为加拿大,这个我们称之为家的地方的真正意义上的公民.”她还将先前加拿大华文媒体所扮演的主流媒体“传声筒”的角色与现在沟通移民团体和主流社会之间“双向桥梁”的角色进行了比较.她说:“我们是加拿大社会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多元文化华语媒体是使我们与美国社会区别开来的重要特色.”

 

第二,由地域族裔媒体开启的另类交流空间与主流的公共领域有着明显不同.华语媒体鼓励观众保持他们自身独特的对中华文化的继承、团体一致性和表达权利(包括他们对媒体使用的语言及对文化的选择).《两岸》一类的节目明确强调在对待公共事务上加拿大华裔的独特视角,以及由这一视角出发引发的关于中加关系或中国问题的讨论,详见“从戴国卫访华看加中关系”、“中国经济放缓和对本国的影响”和“移民政策之改变与华人之增减”三期节目.这些节目都反映了海外媒体的族组视点.再如伊朗、阿富汗战争、红河洪水泛滥、奥巴马访加及美加关系等议题,尽管在主流媒体中得到高度关注,但由于与海外华人华侨关系并不直接,就没有被纳入到讨论范畴之中.显然,族裔媒体在选题方面的差异取决于加国华裔对与自身休戚相关的具体问题的关注度.《枫声》就将这一点作为节目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围绕社区生活、移民政策展开讨论.节目中常常出现专家传授加拿大生活经验,涉及找工作、子女教育、老年人社会福利等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

 

第三,华裔媒体试图在多元文化加拿大公民身份和跨国/跨地域的中国性之间寻找平衡点.换句话说,海外华人和华裔加拿大人两种身份绝不是互斥的.我使用“第三种文化”或“第三空间”的表述,是为了避免定位华裔移民身份时陷入“自我—他者”的二元论,同时表达这种身份如何不断在“祖国”和“主国”之间协商交涉.一方面,媒体致力于鼓励观众认同自身多元文化加拿大公民的身份.这一点不仅能从大量加拿大主题中得见,更能从节目中颇费心机的遣词造句中体现出来.凡涉及加拿大,主持人都称之为“本国”.另一方面,华语媒体又积极建立在“大中华”和流散群体之间的联系.如先前提到的,华语电视台不仅大费周章地将来自大中华地区的电视节目转播至本地,还尽可能地转播本地制作的节目和国际新闻.如OMNI的普通话版和粤语版新闻,均包含超长的国际新闻报道,且明显侧重于报道族组新闻内容(包括中国内地、台湾、香港和其他国际华裔团体).这一发现也与其他对英属哥伦比亚省新闻媒体的研究结果相吻合.由此,海外华语媒体通过提出颇有争议的议题,如两岸关系、中美关系和华人移民等,致力于培养跨国性的华人群体的身份认同和跨国/跨地域的中国性.

 

这两种公民身份并不相互矛盾,反而相辅相成,更加巩固了华裔加拿大人的身份认同,反映了很多亚裔加拿大人的生存现状和政治经济立场.近年来,华人移民的流动性增强,已不再局限于某一特定国家/地区.这一族裔媒体开启的“第三空间”展现了多元地域的归属感,一种超越出生地和居住地两极化认知的新的“本土性”.海外华语媒体创造了一种应对资本累积的文化策略,即“流动的公民性”,同时也在引导新移民摆脱旧有社会文化惯习,适应新的价值标准.有了这种“开放和超越”、“第三种文化”的讨论立场,一些无法在大陆公开讨论的敏感话题也可以在《两岸》公开讨论,例如“中国能否应对社会动乱”、“从五四运动二十周年中我们学到什么”.此外,海外华文媒体成功帮助华人观众正确认识和实践了民主社会公民的权利.其中,很多留学生和流动公民很可能将他们在加拿大习得的民主思想带回祖国.事实上,很多中国内地媒体受到海外华语媒体的影响,某些有争议的话题已逐渐出现在公共空间.

 

最后,我们应当将地域族裔媒体和其他多层次的公共空间联结起来,这也是现在加拿大社会亟待继续发展的一个方面.一方面,从政策制定者到环境保护主义者再到娱乐产业,都应当认识到族裔媒体在加拿大社会中的重要作用;另一方面,尽管国家努力在英语/法语媒体和华文媒体之间建立沟通桥梁,主流媒体和其他族裔媒体仍很少触及华人社区所关心的问题.要将各族裔媒体联系起来共同致力于对公共事务和国家事务的讨论,并通过这种努力使政策制定者和主流媒体了解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观点,必须在制度上共同努力,建立系统化的沟通渠道.例如1997年至1999年,《温哥华太阳报》就和《明报》合作,相互分别以英文和中文刊登彼此部分政论文章.另外,也可以通过公开会议宣传讨论这一问题.例如2009年5月13日至15日,由西门菲沙大学主办的“华埠沧桑”会议,就将几个当地中文报纸和电视台聚集在一起沟通交流.主流媒体也报道了此次圆桌会议.一些与会媒体提出能够胜任这种跨文化、多语言翻译的人才相当匮乏,这是建立族裔媒体与主流媒体之间桥梁的主要障碍,也是《明报》和《温哥华太阳报》间合作昙花一现的原因之一.

 

不同地域族裔媒体之间交流,族裔媒体和主流媒体之间密切互动,对于提高公众交流沟通的质量,增进加拿大不同族裔之间的相互理解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种结构上的互动,也是提升地域族裔媒体在加拿大多元文化社会交流空间建设方面十分重要的一环.但是,如上所述,由于受人力、物力、财力等诸多方面的限制,这种理想化的互动很难达到,国家和媒体仍需共同努力.

 

五、结论

 

在加拿大多元文化政策的支持下,华语媒体日益发展,华语文化产品市场不断扩大.加拿大广播电视及电信委员会不仅为华语电台/电视台颁发了有效执照,还在2005年开放了华语电视海外卫星转播市场,提高了媒体的经济收益.这一具有加拿大特色的政策直接有效地促进了华语媒体对公民的教导,也增强了公民凝聚力.

 

媒体作为“公共领域的主要建制”,在促进公众对话、教育引导公民、提升公民责任感等方面首当其冲.加拿大华人,尤其是新移民,由于种种语言文化的局限,鲜少观看主流媒体节目,而且社会活动参与度也较低.而本土华语媒体则为华裔加拿大公民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另类交流空间.在这里他们可以畅所欲言,表达对多元文化公民身份的认同,有效地实践其族组的权利.正如西蒙菲莎大学的研究小组所发现的:“本土族裔媒体使他们保持了与本族文化之间的联系,同时也强化了他们和所属国之间的联系.”另有一研究表明,在2008年联邦大选期间,与主流媒体相比,族裔媒体更大程度地提升了公民的积极性.

 

本文主要阐述了地域族裔媒体在多元文化政策下多种不同功用和发展的可能性.通过这两个代表性节目管中窥豹,分析了当地华人独特的关注点、需求及渴望.同时,这些节目也使得华裔族群更加积极地投身到国家事务中,并由此使它们更清楚地定位自己的公民身份.《两岸》和《枫声》的成功表明这种形式的电视节目在华人群体中是十分受欢迎的.

 

随着全球化的持续发展,如多伦多、温哥华等诸多大城市中出现了多种多样的公共领域,新型的多元文化公民身份也被广泛接受和认可.由此可见,地域族裔媒体不仅为新移民提供了有用的生活服务信息,还为新公民提供了参与公民生活的可能性,甚至将各个移民个体联系起来形成了一个公共利益群体,以发出属于他们的《枫声》.

 

在加拿大乃至其他现代多元文化社会,地域族裔媒体以其独特的语言文化特点吸引了很多新移民的目光,使他们实践自己的权利,积极参与到公共和私人领域,成为促进新移民从“形式上”的公民转型为“本质上”的公民有力的催化剂.作为英/法语主流媒体有益的补充,族裔媒体不仅使加拿大媒体结构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还使得生活在加国的亚族裔群体保持了自身的特点.加拿大政府应继续在促进媒体发展、优化媒体结构方面作出努力,同时帮助和支持主流媒体与族裔媒体之间交流互动,使加拿大多元文化社会进一步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