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十年全球与中国经济形势分析
未来十年全球经济发展的“基准情景”
一、全球经济的未来十年:经济复苏势头虽然得到巩固,但全球经济复苏步调不均衡、不稳定。经济增长将出现南高北低、前低后高的趋势。
发达经济体在减少家庭债务的过程中,消费将趋于正常化;亚洲等地国家出口的高速增长也将向常态回归,新兴市场国家正着眼于在外需与内需之间取得平衡,并逐步倚重国内消费。总体看,全球经济出于增长中枢下移的过程,进入低于过去60年趋势增长率的“新常态”。据世界银行统计,按照市场汇率加权计算,1973-2011年全球GDP年均增长3.0%,其中2000-2011年增长2.7%。预计未来十年,世界经济增长速度在2.5%左右。
全球经济结构面临调整,新兴经济体消费占GDP比重上升,投资占GDP比重下降,经常项目顺差缩小。世界银行报告预计,到2025年,东亚经济体消费占GDP比重由2010年的40%上升至47%,印度和拉丁美洲国家的比重也将缓慢上升,而美国则由70%下降至63%左右。东亚经济体投资占GDP比重由45%跌至37%,俄罗斯、土耳其、拉丁美洲等新兴经济体也均出现不同程度下滑,而欧元区国家将由16%上升至18%。
全球贸易规模继续扩大,对全球产出的贡献升高。世界银行报告预计,到2025年,全球贸易占产出的比重将由49.9%上升到53.6%,新兴市场国家内需扩大促使进出口贸易规模大幅增加,进口占贸易份额由35%增至45%,出口份额由38%增至50%,同期,发达经济体进口、出口份额分别下降至55%和50%。新兴经济体全球贸易份额逐渐接近发达经济体。
二、未来十年世界经济面临的一系列新挑战
(一)全球将面临发达国家如何走出经济困境、避免世界经济二次探底的挑战。
近两年,国际金融危机进入新阶段,主要表现是主权债务系统性透支和风险,私营债务部门风险向公共债务部门风险转移,美欧日等发达经济体政府债务缠身。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像传染病一样蔓延。目前,全球主权债务总额已逾95万亿美元,超过了55万亿美元的全球股市总市值,亦超过62亿美元的全球GDP总值。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预测,发达国家囊括全球十大外债发行国,举债总量占全球八成多,2014年发达国家债务总额占GDP比重将超过100%,2015年占GDP比重将达到122%,直到2030年,才有可能恢复到金融危机前的水平。
从经济危机规律和发达经济体经济现状看,此轮国际金融危机尚未结束。近几十年,美国、欧洲经济周期缩短,衰退-复苏-扩张-衰退,各阶段大多为半年,至多不超过一年。但此次经济衰退后的复苏已历时四年多,不仅没有快速反弹,部分欧洲国家甚至发生“双底衰退”。发达经济体能否从当前的泥沼里尽快挣扎出来,成为推动世界经济持续发展的动力而不是“拖累”,这是全球经济未来十年发展的关键。
(二)全球将面临新兴经济体如何战胜输入型通胀、顺利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挑战。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国际粮食价格和大宗商品价格大幅波动,食品价格上涨成了新兴经济体CPI大幅上涨的主要因素。国际货币基金(IMF)追踪的1929年以来的十四轮经济周期中,本轮复苏是最缓慢的,但信贷反弹却是最快的。目前全球央行的资产规模约为18万亿美元,占全球GDP的30%,是十年前的两倍。发达经济体深陷债务泥潭,都在并继续通过量化宽松或无限期、无限量宽松货币政策来维持债务循环,长期低利率和全球范围内的流动性泛滥将成为常态。考虑到全球产出缺口会逐步减小、资源价格将在跌宕起伏中继续走高,全球可能将面临高通胀压力,金融市场动荡加剧。
拉美新兴大国巴西、墨西哥和阿根廷,虽然发展势头很猛,但经济发展模式可持续性不强,产业结构单一,基础设施落后,工作效率低下,资本投入产出率不高。未来,假如发达经济体不能尽快走向复苏,新兴经济体发展模式转变缓慢且困难,加之较大的外部冲击,特别是外部输入型通胀等压力,整个世界缺少经济增长点和有后发优势地区的替代,全球经济有可能面临增长停滞甚至再次陷入衰退的风险。
(三)国际货币体系亟待变革,但难以形成共识和共同行动,世界金融体系动辄引发震荡。
金融危机实质上是由于全球不合理的国际货币体系造成的,大多数国家就此已基本形成共识。在雷曼破产后,流入美国的国际资本增多了数倍,而不是减少了,这说明国际投资者希望持有美元作为避险资产,也说明继续选择美元作为储备货币和贸易结算货币,是各国自主选择的结果。在一定意义上,美元的“霸权”地位,是选择使用美元的所有国家赋予的,所有的国家包括美国自己也认为,国际货币体系必须改革,但目前却仍然选择美元。
持有越多美元和美元资产的国家,越怕美元贬值,越不敢大量抛售美元,因为担心剩下的大部分可能陷入更大幅度贬值的窘境。格林斯潘曾在爆发“次贷风波”和金融危机后坦言,造成这些问题与他多年采取过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和低利率有直接关系,而他的继任不仅仍走在他的旧路上,而且采取了更为宽松的货币政策。日本长期实行“零利率”和无限期宽松货币政策,英国也推出宽松货币政策,澳大利亚、印度等国紧步其后,欧洲一些国家和通胀压力较大的经济体则步入加息周期,使这个世界金融市场动辄顷刻间震荡。未来十年,国际货币体系改革能否推进,并在推进中不使世界经济大幅震荡,是对各国特别是对美国智慧的考验。如果国际货币体系不发生变革,将不会对全球性美元泛滥和美国贸易和财政“双赤字”现象产生制约。其结果是,美元将持续贬值,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将持续上扬,最终,全球经济将面临难以克服的通胀风险,这将继续沉重打击全球经济,尤其是新兴经济体,并可能导致全球经济的再次衰退。
(四)世界老龄化趋势加快发展,劳动适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将不断缩小。
联合国最新人口调查报告显示,2011年全球人口已突破70亿,全球人口从60亿增至70亿只用了十二年,预计2025年将达到80亿,到本世纪末将达到100亿。发达国家老龄化与“婴儿荒”同步,美、日、意、德等国家60岁以上人口比例都将达到30%以上,儿童人口增长率持续低迷甚至负增长。
令人担忧的是,老龄化在向发展中国家加速挺进,一些发展中国家“未富先老”或“边富边老”。到本世纪中期,发展中国家老龄化率将上升到14%,老龄人口将比现在增加4倍。在劳动力曾经取之不竭的东亚,劳动适龄人口的比例将从2010年的64%降至2050年的57%。
老龄化社会加速到来,劳动适龄人口逐步减少,既预示着全球性人口红利将逐步结束,从而改变经济规模持续扩大的发展前提;也将对传统福利社会模式、教育、就业、养老等一系列问题提出变革的迫切需求。据联合国报告预测,到2050年,全球人口将达到91.5亿的峰值,其中60岁以上人口将突破20亿,占全球总人口近22%,65岁以上人口的比例将增至16%;届时每位65岁以上的老年人仅能依靠3.9个年龄介于15岁至64岁的劳动力供养,而在2010年这个比例还是1:8.7。
全球人口老龄化还预示着储蓄水平和投资水平下降,消费水平上升,但购买力却急剧下降。然而,全球经济体,特别是新兴市场国家能否实现消费水平以及老年人口购买力水平的整体上升,取决于相关政策的执行力和有效性,例如,金融业的发展和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将极大地降低人用于整个生命周期未来的预防性储蓄。
(五)全球将面临粮食安全、能源安全等问题的多重挑战,一些国家和地区将粮食转为生物燃料将加剧粮食和能源问题。
世界粮农组织报告称,未来十年国际粮价将继续高位运行并持续波动,有可能比1997-2006年的平均价格水平上涨16%-40%。据联合国统计,目前世界上每7人中就有1人受到饥饿威胁,本轮粮食危机又导致4,400万新增饥饿人口。预计美国到2022年将需要1.8亿吨玉米来生产生物燃料,相当于5.8亿人全年的口粮。其他一些国家用粮食生产生物燃料的计划也在陆续实施之中。
国际能源供求矛盾更加突出。2011年初,BP在英国伦敦发布的《BP2030世界能源展望》指出,全球的碳排放高峰将在2020年后很快到来,届时的碳排放水平较2005年高出20%。未来20年一次能源消费会增长将近40%。非经合组织国家能源消费到2030年将比现在增长68%,年均增幅达2.6%,并构成世界能源消费增长的93%。据国际能源署预测,到2030年,全球现有油田产量将下降2/3。可以预见,随着世界经济发展和人口增长,特别是新兴经济体全面进入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市场化和国际化发展阶段,国际能源供需平衡更加脆弱。
(六)世界将面临更多全球公共性问题,建立解决这些难题的制度安排将遇到一系列新的挑战。
例如气候变暖问题。据世界银行报告,预计21世纪(2000-2100年)全球温度将比工业化前升高5℃。2009年11月24日发布的《哥本哈根诊断》报告指出,到2100年全球气温可能升高7℃,海平面可能升高1米以上。再比如贫困问题,发展中国家有1/4的人口仍处在极度贫困状态。据世界银行发布的《2010年世界发展指标》,国际金融危机引发的经济衰退使全球又增加了6,400万极度贫困人口。
世界经济还面临着人口爆炸、全球环境恶化、自然灾害、掠夺式地滥用自然资源、贫困、疾病、国际恐怖主义、生物技术规则和 规则、建立新的贸易投资规则等诸多方面的问题。用传统思维应对这些问题已难以奏效,迫切需要有效的方法以解决全球共同面临的问题。但从目前来看,建立解决这些问题的全球性制度安排还有待形成共识并采取统一行动,但这些议题尚未开始进行顶层设计和制度安排的进程。如何在未来十年或更长时间内解决这些问题,将决定今后几代人在这个星球上的生存质量、生活质
量乃至生命质量。
三、充满机遇和希望的未来十年:寻求共同认知、共同语言与共同行动
(一)转变传统思维模式,形成发展共识,这是推动世界经济转型和结构调整、释放经济发展潜力的最大希望。
美国制定了再工业化和新能源发展战略,向实体经济回归,将制造业确定为产业发展主要战略方向,并实施五年出口倍增计划。还将通过新能源发展战略,促进经济复苏和创造就业。欧盟首脑会议2010年6月通过《欧盟2020战略》,决定未来十年推动经济实现智能、可持续和包容性增长,确定了就业、研发、气候变化、教育、减贫等五项具体目标。同年6月,日本政府出台新增长战略,通过国内要素和扩大对外开放两个渠道寻求经济增长动力。中国、巴西等新兴国家也走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道路上。面向未来十年,如何充分发挥国际组织(如IMF、联合国、二十国集团、世界银行,以及其他区域经济合作组织)的作用,在经济发展方式转型、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全球气候变化等议题上积极推进和协调,促进变革、调整、转型、创新、发展,成为越来越多国家的共同祈盼。
(二)以“金砖五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对全球经济贡献显著上升,为争取世界经济走出低迷、迈向复苏和繁荣提供了战略空间。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对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南非等“金砖五国”的预测表明,到2015年,五个国家GDP占全球比重将由目前的17%上升到23%,2020年这一比例将达到31%,2025年将达到41%,2030年将达到47%,甚至有可能占全球50%以上。这些国家未来十年的整体崛起,将为全球减少贫困人口进一步做出巨大贡献,对这些国家和所在地区、对全球经济发展都有利。随着新兴经济体在全球经济中的比重不断上升,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不断增加,越来越多人认同,新兴经济体崛起是一种不可逆转的长期发展趋势。
(三)充满“睿智”的创新,驱动人类从工业(后工业)社会向知识社会跨越,这也是未来十年世界经济发展中最大的变量。
近几年,世界经济在坎坷中孕育的希望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各国以科技革命带动产业革命进而实现经济增长的信心。美国制定了《国家创新战略》、《2010—2014年智能电网研发跨年度项目规划》;欧盟推出“创新联盟”、“欧洲数字化议程”和史上最大规模科研和创新投资计划;日本制定了第四期科学技术基本计划(2011—2015年)草案,而韩国的《绿色增长国家战略及五年计划》则已于2010年进入具体实施阶段。中国、印度、俄罗斯、巴西等国家也加快了在科技创新与科技发展道路上的步伐。可见,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新兴经济体,在“后金融危机时代”均将科技创新与科技革命作为经济复苏和发展的突破口,积极改造传统产业,竞相角逐新兴产业,为世界经济注入了新活力。世界银行报告12预计,生产率较高的新兴经济体将实现6%左右的年均增长水平,而生产率较低的新兴经济体也将有年均3%的增速。
(四)低碳经济、循环经济、新能源发展将成为未来十年全球经济的新支柱之一,或成为新的经济增长引擎。
在全球反思经济模式的今天,低碳经济、循环经济不但是未来世界经济发展结构调整的大方向,也是少数在国际金融危机中逆势发展的领域。据汇丰(HSBC)的一项研究显示,按目前趋势,到2020年时,低碳行业的年收入将超过2万亿美元。
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发展新能源成了很多国家共同的战略选择,发展低碳经济、清洁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成为科技创新的热点。据《BP2030世界能源展望》,在2010-2030年间,可再生能源(包括太阳能、风能、地热能源和生物燃料)对能源增长的贡献率将从5%增至18%。以先进核能、可再生能源为代表的新能源将逐步取代石油、煤炭等化石能源的主导地位。生物燃料产量预计将由2010年的180万桶/日上升至2030年的670万桶/日,其在未来20年中的增长,将是非石油输出国组织国家液体燃料供应增长的125%。
(五)建立共同承担责任的全球治理机制,重塑人们对经济增长的信心和国际经济新秩序,是未来十年世界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
当今世界经济正在经历一场大震荡、大调整和大变革,需要找到一条有效的全球经济治理之路,共同搭建或改造全球治理的主要平台。国际金融危机打破了旧的国际经济秩序,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等国际机构变革,已将应对全球问题的议案提上日程。联合国去年发表了《2010年世界经济与社会概览》,提出“改革全球储备货币体系,改革世界经济治理结构,改革全球治理机制”;G20讨论的议题从经济金融问题向其他方面扩展;金砖国家首脑峰会提出世界经济必须实行包容性,等等。全球经济治理的关键,在于提升全球经济的风险预防和管理能力,加强全球金融系统的稳定性,监控通胀风险,坚持推进全球化和自由贸易,缩小全球贫富差距。
加快推进世界银行、IMF、WTO、G20等全球经济治理机制的改革,坚持全面性、均衡性、渐进性、实效性原则,健全和完善现有国际组织机构,形成一个有利于兼顾公平和效率的国际经济体系和全球治理体系。这是全世界的共同利益和最大的公共品,有利于全球化朝着均衡、普惠、共赢方向发展,建立一个公平、公正、包容、有序的国际经济秩序。国际机构在协调全球性问题时应体现出权威性、合法性、公正性和有效性,使世界性经济组织和各种国际论坛具有引导性、透明性、战略性和疏导性,逐步形成全球共同认知、共同语言和共同行动,这不仅决定着未来十年的世界,也决定着人类的未来。
四、两条截然不同的道路:未来十年全球经济发展可能出现的两种“替代情景”。
(一)“乐观情景”:世界迈向新一轮经济增长“超级周期”。
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预计,乐观情景下,未来十年世界经济增长率达到5.4%。其中发达经济体增速达到3%,新兴经济体增速达到7.4%,而美国、欧洲、日本、中国、印度经济的实际增长率将分别达到3.4%、2.4%、2.4%、9.4%和9.8%。全球实际经济规模到2020年将增至105万亿美元,比基准情景规模扩大约15万亿美元。
(二)“悲观情景”:疲软的复苏抑或“失去的十年”。
这样的情景发生的可能性不大,但也不是绝非可能。给出“悲观情景”,是为了给世界各国统一认识、统一行动提供一种特别的警示。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预计,在悲观情景下,未来十年,世界经济增长率只有2.6%,其中发达经济体增速为1%,新兴经济体增速为4%,美国、欧洲、日本、中国和印度经济增长率分别只有1.3%、0.6%、0.1%、5%和5%。届时全球经济规模只有80万亿美元,比基准情景规模缩小约10万亿美元。
中国未来十年经济发展展望
中国从1978年开始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向世界敞开了自己的大门,从成为世界经济重要组成部分到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中美经贸关系的发展使中国获得了实际利益,尤其重要的是,中国向美国和世界发达国家学习,确立了市场经济体制,经济制度的重建令中国释放了巨大的潜能。过去十年间,中国发展的现实已远远超出预期,GDP增长幅度接近10%,城市化率达到47.6%,2009-2011年政府拿出8,500亿元人民币,为12.67亿人口建立了医疗保险制度。未来十年的中国又将是怎样一幅图景呢?
(一)中国将成为在世界经济发展中举足轻重的国家,虽然经济增长速度将稍低于上个十年,但经济发展的质量将大大提高,并将拉长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周期。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以下简称“十二五”规划)确立了“十二五”时期(2011—2015年)中国经济发展的新目标:在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的基础上,中国经济发展的预期速度年均增长7%。中国共产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确保到2020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比2010年翻一番,按此目标计算,2010-2020年间年均经济增速为7.1%,基本与“十二五”规划目标一致。按照7%的平均增长速度,届时GDP总量将达到12.5万亿美元。中国国家信息中心预测显示,到2022年,中国年均增速达到7.4%,届时GDP总量达到16万亿美元。世界银行报告认为,中国经济增长在未来30年内将逐渐走低,2011-2015年年均增长速度为8.6%,2016-2020年年均增速降至7.0%,到2030年,年均增速只有5%。但即使如此,到2030年,中国经济也将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经济大国。
未来十年的发展,中国将更加关注人民生活的幸福感,而不仅仅是规模和速度。GDP是衡量一国经济实力的核心指标之一,但不是唯一指标,当前中国人均GDP在世界排名为93位,还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中国共产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的重要目标之一,就是到2020年将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番,也就是说,到2020年,中国人均GDP将超过1万美元,突破“中等收入陷阱”。据国家信息中心预测,到2022年,中国人均GDP将达到11,517美元。
(二)中国将成为全球市场规模增长最快的国家,中国经济将迎来消费的黄金时期,国内消费需求将接过投资和出口的接力棒,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
我们预期消费仍将加速增长,并接过投资和出口的接力棒,成为经济增长的引擎。中国消费结构将进一步提升,居民消费潜力将得到进一步释放,国内市场总体规模将位居世界前列。2012年,消费对中国经济增长贡献率为51.8%,六年来首次超过投资。世界银行报告预计,到2020年,中国经济中投资占GDP的比例由2011年的42%降至38%,消费占GDP的比例由56%增至60%。摩根士丹利报告指出,未来十年中国经济将迎来消费的黄金时期。2020年中国的消费总量将达到美国的2/3,占世界消费总量的12%。中国的新增消费已于2008年超过美国,并在2020年达到世界新增消费的20%。预计2020年中国新增消费将大致为美国新增消费的两倍。近年来,中国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快速发展,于2012年,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和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全覆盖的目标基本实现,建立了世界上最大人群享有的医疗保障制度。中国社会保障制度体系进一步完善,有助于释放居民消费需求,形成以内需拉动为主要动力的经济发展方式。
(三)中国将成为第一贸易大国和继续承接国际产业转移、要素组合和资本进入的重要国家,并逐步成为对外投资的大国。
中国已成为国际体系的参与者、建设者和贡献者。中国参加了100多个政府间国际组织,签署了300多个国际公约。中国也是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的积极实践者。迄今已同163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双边经贸合作机制,已签署和正在谈判的有15个自由贸易区协定,同129个国家签署了双边投资保护协定,同96个国家签署了避免双重征税协定。未来十年,中国将与世界上更多国家和地区建立自由贸易区,建立与周边国家跨境经济合作区,积极推动多哈贸易回合谈判,在国际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方面发挥应有的作用。
未来十年中国将成为第一贸易大国。国家信息中心预测,考虑到全球经济增长格局变化和全球贸易增速下降、我国出口结构变化以及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年均升值2%左右等因素,2013-2022年我国出口年均增长9.4%,进口年均增长10.0%;贸易顺差基本维持在2,500亿美元左右的水平。
中国正在成为对外投资大国。2011年,中国海外投资存量达到4,000亿美元,位居全球第13位,过去十年里年均增速高达44.6%。据美国亚洲研究中心与基辛格中美关系研究所联合发布的报告预测,未来十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将达1万至2万亿美元26。然而,由于文化差异以及对当地法律和规章制度不够了解,中国的对外投资之路并不平坦,再加上经常遭遇被投资国的歧视性政策或政治阻力,进一步增加了对外投资的难度。然而,与以往不同,中国当前对外投资不仅是出于自身需要,还是陷入债务危机和经济困境的发达国家的需要,亦是有资本需要的国家和地区的选择。在中国政府的鼓励和引导下,随着经验不断累积,我们相信,中国将加快对外投资步伐,进一步扩大对外投资规模。
(四)中国将成为具有科技创新能力和人才储备的国家,到2020年,基本实现教育现代化,基本形成学习型社会,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进入人力资源强国行列。
中国已制定了面向2020年的国家人才发展规划、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科学和技术发展中长期规划等。按照规划,预计到2020年,中国人才资源总量将从现在的1.14亿人增加到1.8亿人,增长58%;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33%,人才贡献率达到35%,可以为中国经济持续发展提供充足的优质劳动力;全社会研究开发投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提高到2.5%以上,力争科技进步贡献率达到60%以上。为了建立一个良好的创新环境,中国正在努力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措施。培养人才的根本是提高教育能力。到2020年,毛入学率将达到90%;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40%。主要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从9.5年提高到11.2年,其中受过高等教育的比例达到20%,具有高等教育文化程度的人数比2009年翻一番。
(五)中国将继续加速推进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到2022年城市化水平将达到目前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工业化将进入中、后期。
30年前80%的人口居住在农村,现在一半以上的人口搬到了城市。2011年中国城市化率已超过50%,达到51.3%,提前实现了“十二五”规划预期目标。照此速度,到2022年,中国城市化率将超过60%。世界银行报告27预计,在未来不到20年时间里,中国2/3的人口将居住在城市,届时中国城市人口总和将超过美、日、欧三大经济体城市人口的总和。这是人类历史上迄今最大规模、最宏伟的城市化进程,也为中国的经济增长提供了巨大增长动力。
中国新型工业化进程将继续加快,工业化的水平将有更大的提高。节能环保技术、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技术、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新能源动力汽车等重点领域将有更快的发展。中国“十二五”规划提出,到2015年,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8%左右。到2022年,非化石能源占能源消费比重达到15%,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减少40-45%。
(六)中国将把持续改善人民生活、满足让人民群众过上更好生活的新期待作为工作重点,不断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构建和谐社会。
目前中国年人均GDP已达到5,500美元,2022年将超过1万美元。未来十年,人口增长率将呈下降趋势,到2022年人口数不会超过14亿人,其中15-64岁劳动适龄人口增长率将出现负增长。人均预期寿命提高一岁,达到74.5岁。社会保障工作进一步完善,政府财政对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补助标准逐步提高。
提高低收入者和贫困人口的生活水平,缩小社会贫富差距,是政府重视民生的重要方面。2011-2015年,最低工资标准每年将提高13%以上,绝大多数地区最低工资标准达到当地城镇从业人员平均工资的40%以上;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年均增长10%以上;建设3,600万套城镇保障性住房,使此类住房覆盖面达到20%,逐步解决贫困人群的住房问题。世界银行预计,到2030年,城乡贫富差距将由2010年的3.2:1缩小至2.4:1。
中国GDP每增长一个百分点,拉动城镇就业人数增加约130万人,考虑未来十年服务业就业比重提高,制造业结构不断升级等因素,预计来十年就业弹性将逐步减小100万人。由于我国劳动人口绝对数量将下降,就业压力较小,城镇失业率将基本保持在现有水平。
(七)中国将成为金融制度更加市场化和国际化的重要国家,人民币将逐步在国际贸易结算、国际资本市场和国际货币储备中的发挥更大作用。
中国一直努力创造必要条件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从2005年7月21日开始,中国开始了汇率和利率的市场化改革,到2012年5月,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累计升值已超过30%。人民币已实现了贸易项下自由兑换,资本项下自由兑换的比重也超过了40%。目前,采用人民币结算的贸易额已占到中国贸易总量的10%。中国已与十几个国家和地区的货币当局签署本币互换协议,货币互换的总金额已达8,292亿元人民币。香港已成为第一个人民币离岸交易中心,上海将成为继香港之后的国际化金融中心。毫无疑问,未来十年,中国将继续加快金融制度改革,使之更加市场化和国际化。货币互换规模进一步扩大,上海在亚洲金融交易中将占据主导地位,新加坡,伦敦,纽约等国际金融中心将陆续成为人民币离岸交易中心。
除了继续加快现有的金融机构改革,推进国家控股的大型金融机构改革,建立现代金融企业制度和现代公司治理结构,还将显著提高直接融资比重,深化股票发行制度市场化改革,建立上市公司退市制度。为了防范金融风险,中国正在研究建立逆周期动态资本缓冲和预防性拨备制度,加强对流动性、杠杆率的监督管理,维护金融体系的稳定。
(八)中国还将面临诸多问题和挑战,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将始终是未来十年经济工作的主线,以支持一个经济大国可持续发展。
中国人口多、底子薄,用世界7.9%的耕地和6.5%的淡水资源养活着世界近20%的人口。中国城乡、区域发展很不平衡,经济增长过于依赖物质资源投入。中国自主创新能力较弱,在国际产业体系和贸易分工中仍处于产业链低端。中国人民生活水平还不高,社会保障体系有待进一步完善,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差距。
未来十年,中国经济增长还面临着诸多压力:通胀压力、资源环境压力、老龄化社会压力、贫困压力等。按照联合国人均日消费水平不足一美元的标准,中国还有1.5亿贫困人口。按照国际标准,中国已于1999年进入人口老龄化社会。预计2012年前后,中国15-64岁劳动适龄人口数量处于不断下降趋势 ,在未来20年内,可能迎来人口红利消失的重要转折点。劳动力数量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减小。
目前,外需萎缩加剧国内产能过剩,“传统比较优势丢失”已经开始显现。在外需萎缩的冲击下,出现大量外需性产能过剩行业。外需型产能过剩行业既包括纺织、鞋帽、箱包等传统行业,也包括风电设备、多晶硅、光伏太阳能电池等新兴行业。中国还面临形成新的“比较优势”真空。劳动力成本的上升使劳动密集型制造业比较优势逐渐丧失,而技术和资本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尚未建立。
资源环境的挑战更为严峻,2/3的城市缺水现象越来越严重,几乎1/4的地表水受到污染,3亿多农村人口还不能喝到安全的水。摩根斯坦利报告预计,如果中国不能很好地解决自身问题,就不可避免地出现经济增长放缓和持续高通胀率。在这种情况下,未来十年中国年均经济增速只有6.5%。卡耐基基金会也指出,在悲观的情景下,中国在未来五年年均经济增速为7.1%,后五年仅有5.8%。
总体而言,导致中国未来经济减速的风险既来自宏观经济形势的变化,包括房地产市场的不振和投资能力萎缩、全球经济减速造成的出口下降等因素,也来自中国经济内部结构问题。前者可以通过政府出台一系列应对措施解决,后者情况更为严峻和棘手,需要继续大力推进经济改革和结构调整,否则很可能陷入“中等收入国家陷阱”。
然而,随着中国的城市化、工业化、农业现代化的推进,几亿人进入城市将释放出巨大消费需求,足以支撑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中国以比任何时候更加自信地迈向未来十年,也以比任何时候更加清醒地面对自身存在的种种挑战和问题。中国行走在新的历史征程上,进一步把自己的事情办好,在更大范围积极参与全球事务,承担更多的大国责任,主动提供全球性公共产品,接受新形势、新问题和新机遇的考验,这是一个新兴大国的抱负和胸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