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人妈妈的困境 在制度夹缝求生

怀孕20周时，黄珍（化名）的世界在超音波屏幕前崩塌。从医生口中得知，胎儿有严重染色体异常，黄珍必须在悲痛与现实之间做出抉择——终止怀孕。

在美国，第二或第三孕期的堕胎手术并不容易。许多医院因宗教信仰或政策限制拒绝运行，加州虽允许24周前的合法程序，但仍需多重医师评估与转介。当她抵达专门的诊所时，门外的抗议者高喊「杀人犯」。

手术后，她经历与产后母亲相同的生理变化：胀奶、荷尔蒙波动、失眠，但却找不到适合的支持。目前相关医疗与心理支持多聚焦早期流产或顺产母亲，对在中后期失去胎儿的孕妇，制度与研究似乎没有留下位置。

这样的缺口并非孤立存在。从经济门槛被卡到移民身分不稳定，再到语言与文化难以被理解，许多华人新手妈妈们都在相似的缝隙中挣扎。

在制度的缺口里，有一群被忽略已久的人：他们不算严格意义的贫困，却难以负担加州高昂的生活成本。

Alice Lin和丈夫都在洛杉矶地区全职工作，薪水仅略高于法定最低工资，扣除房贷车贷等必要开销后，所剩无几。2022年，孩子的诞生带来喜悦，也让生活变得更吃紧。微薄的收入请不起保姆，而两人都不想为育儿中断职涯。最终，他们只能请父母从中国来帮忙，但每次来的时间都受签证限制。

等孩子稍大，他们改送日托，每月费用约1300美元，生活也没因此轻松太多：孩子若临时生病，夫妻之间总得有人放下工作、回家照料。除了工作与孩子，他们的生活几乎再容不下其他。

Alice说，她曾研究过政府的补助项目，但几乎都不符合资格。「好像大多福利都环环相扣，如果你符合其中一个的资格，其他补助也都能申请；但只要你不符合其中一个，剩下的都与你无关。」

以三口之家为例，加州提供的大多社会福利项目，比如白卡（Medi-Cal）、WIC（营养补助券）等，通常要求家庭月收入低于6000美元。但像Alice家这样夫妻皆有全职工作、薪资略高于最低工资的情况，几乎被所有补助排除在外。

南加州大学Keck医学院副教授Melissa Withers 指出，有的家庭以兼职、非正式或自雇形式工作，长期处于无保险状态。部分人依靠Covered California计划，但保费即使有补助，每月仍需数百美元；另一些人则转向免费或低价的社区诊所，却常因拥挤与候诊时间过长而却步。

她形容，这些家庭「正从体制的裂缝中滑落」：既不够贫困以获得公共援助，也不够富裕以负担私人体系。

「有时候我在想，干脆不工作、靠福利会不会更轻松？」Alice说，「我用合法身分在这里辛苦打拼，待遇却好像不如一些无证移民。」

Alice口中「羡慕」的无证移民，虽然能暂时依靠加州的公共医疗体系，却因身分不稳与政策风向，而活在另一种不确定中。

王莉莉（化名）一家来自中国，以政治庇护身分在美国生活。丈夫上夜班维持一家四口的开销，她在家中照顾两个年幼的孩子。虽然没有稳定身分，他们在亚美公义促进中心（AJSOCAL）的帮助下，申请到白卡并顺利完成生产。但在此之后任何的政府补助，他们都不敢申请，因为害怕移民案子受影响。

另一位母亲何希的情况则不同。她的丈夫已取得绿卡，而她仍在申请中。当初准备申请白卡与WIC时，她犹豫很久，担心使用公共福利会被视为「公共负担」，从而影响绿卡审批。虽然最终她还是递交申请，但那份顾虑始终存在。

她们的警觉在更广的层面上被称为「恐惧效应」。根据Urban Institute的调查，约六分之一的有子女移民家庭成人（16.7%）因担心身分受影响而避免申请公共福利。

一篇刊登于「Social Science & Medicine」的研究也揭示，许多生活在加州的无证移民因害怕被驱逐出境、失去DACA等临时保护，或使家人陷入风险，而选择避免接触医疗与社会服务体系。

与此同时，有限的资源也正面临收缩。根据加州最新预算，自2026年起，无证成年新申请者将暂停登录全额白卡，虽然儿童与孕产相关的「紧急医疗」暂时不受影响。

制度的不确定性让许多移民选择退缩，而那些踏进医疗体系的人，也常在语言与文化的隔阂中感受到忽略。

对许多亚裔母亲而言，医疗照护往往只看见身体，却看不见文化。

在美国生活已超过8年的小婷（化名）育有两个孩子。她的英语足以应付日常交流，但在生产期间，仍发现自己难以完全理解医疗文档中的专业用语。

由于夫妻都需工作，孩子出生后常由家中不懂英语的长辈照顾。每当老人带孩子去看诊，语言成了一大障碍：儿科医生所在诊所和Urgent Care没有能说中文的员工，使用翻译软件也不顺畅。

洛杉矶加大（UCLA）Fielding公共卫生学院副教授May Sudhinaraset 2023年发表的一篇研究指出，缺乏优质的语言支持服务，是移民母亲获得医疗照护时的主要障碍之一。尽管加州法律要求医疗机构提供翻译服务，许多母亲仍描述翻译「难以取得」或「品质不一致」。

Sudhinaraset认为，这不只是文化问题，而是结构性资源的缺口。联邦层面的政策变化，也使情况恶化——最近的行政命令将英文定为官方语言，取消部分联邦翻译合约，使得像加州这样语言多元的州不得不自行填补空缺。

「翻译只是起点，」她说，「真正的挑战，是医护人员能否用病人听得懂、也愿意相信的方式沟通。」

许嘉珊（Priscilla Hsu）是在南加地区执业的一名华裔导乐（Doula），她在工作中反复观察到，尽管医疗机构常强调「文化敏感度训练」，但在实际操作中，许多细节仍缺乏对亚洲病患习惯的理解。

「像华人文化很重视避寒、强调保暖，但在美国医院里，护士递来的几乎总是冰水。」她说，「当产妇说不想喝冰水时，有时护士还会露出困惑或怀疑的表情。」此外，有些医院在病人疼痛时只提供冰敷，而非热敷。

「这看似只是温度的选择，实际反映了医疗系统对不同文化需求的不了解。」许嘉珊认为，「在生产这样的高压环境里，如果产妇的偏好和需求得不到回应，很容易产生被忽视的感觉，甚至引发创伤。」

这些看似琐碎的细节，正揭示现有文化照护的盲点：当医疗体系无法回应不同族群的偏好时，信任与安全感也难以创建。

在体制的边界之外，也有人在默默弥补那些被忽略的空缺。

作为南加州历史最悠久的亚裔非营利医疗机构之一，华埠服务中心（Chinatown Service Center，CSC）长年为华人及移民社区提供全方位的照护。

「我们不会拒绝任何病人，无论他们是否有保险和合法身分。」首席运营官Jack Cheng表示，CSC的孕产服务涵盖产前与产后检查、妇产科门诊、心理健康辅导、营养咨询与社工支持，全程可提供中文协助。针对无保险或低收入家庭，CSC会根据收入减免医疗费用。

Martha Vidal是服务于CSC的一名妇科医生，在洛杉矶执业二十余年。疫情后，她加入CSC的诊所团队，为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孕产妇提供照护，其中包括许多华人母亲。「作为一名来自墨西哥的移民，我对每一位病人的态度都是一样的：尊重。」

Vidal承认，自己虽然不熟悉华人的传统，但她相信尊重可以跨越语言与文化的界线。她举例，有些华人女性在产后不愿外出，因为相信外面的风会损害身体；有些人只吃汤类食物，担心会干扰恢复。

「我尊重这些做法，因为它们能让母亲安心，」她说，「但我也会从医学的角度向她们解释，哪些是需要注意的部分。」在她看来，这样的文化信念并非阻碍，而是病患与社群链接的一部分。

除了华埠服务中心，南加州还有几家面向华人社区的联邦认可健康中心（FQHC），例如基督教角声医疗中心与慈济医疗中心；还有像亚美公义促进中心这样的法律民权组织，长期为弱势家庭提供法律援助。

在更广的层面上，宗教组织、邻里社群、社媒网络也构筑起另一种支持。在华人常用的微信与小红书等社交平台，许多母亲交流医疗资讯、福利政策与育儿经验等信息。

有人在小红书推荐可信的医生与托育机构，有人在微信群分享产后的焦虑与恢复历程，也有人只是想找到能懂自己的人。

上述支持渠道的存在，为许多华人母亲带来帮助，但供不应求。南加大教授Melissa Withers指出，与其他一些少数族裔相比，亚裔移民母亲获得的照护服务，仍有所欠缺。

「亚裔移民获得的外展服务较少。许多县级政府与社区健康计划的外展网络，主要集中于西语社群，比如更多社区健康工作者、和更常见的家庭探访。」Withers 解释，「但针对亚裔移民女性，类似的服务却少得多。」

「亚裔病患常处在『看不见的落差』里，」UCLA教授May Sudhinaraset则这样说。

她认为，这种结构性落差与「模范少数族裔」的刻板印象密切相关。外界长期假设亚裔教育程度高、收入稳定，不需要额外公共支持，导致政策与资金分配向其他语言群体倾斜。

根据UCLA–AAPI Data的报告，即便符合资格，亚太裔族群在公共援助计划中的参与率仍明显偏低。报告分析，低参与率背后的原因，包括历史创伤、双语与文化匹配医师的短缺，以及结构性的障碍。同时，低参与率又反过来加深亚裔的「隐形」：数据少、声音小、资源更难争取。

另一方面，亚裔社群内部语言多样、文化差异大，也让政府推行针对性服务的成本更高、运行更难。Sudhinaraset指出，现行的统计常将亚裔视为单一类别，缺乏细分让真正脆弱的群体被掩盖。「结果是资源难以精准投放，也让决策者误以为问题不存在，」她说。

「要让照护真正平等，」Sudhinaraset 说，「我们需要的不只是资源，而是被看见。」

制度常以「普遍需求」为借口设计服务，但真正的普遍，从来不止一种样貌。怀孕中期流产母亲、低薪的双职工家庭、身分未定的移民、在语言与文化隔阂中摸索的少数族裔... ... 她们的故事提醒人们：被称为例外的人，往往是体制最该回应的。

在加州这样多元的土地上，平等的意义也许该重新被定义：它不在于制度能涵盖多少人，而在于它是否愿意听见被忽略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