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斯兰国”武装组织公开斩首视频截图
在海恩斯之前，已经有两名美国公民倒在了武装分子的“小刀”之下，且三起斩首视频基本上循着既定的轨迹在推进。不同之处在于，蒙面男子的隔空喊话对象从英国首相卡梅伦变成了美国总统奥巴马。在最新一段视频的末端，武装分子展示了另一名英国人质，并威胁美国停止在伊拉克的空袭行动，否则会杀害人质。
面对惨绝人寰的挑衅，美国没有坐以待毙，而是选择了武力解决。虽然奥巴马表示，美国两名人质先后被斩首并不是他选择开战的真正原因，但伊拉克与叙利亚ISIL发布的可怕视频，确也激发了公众对采取行动的支持。至于开战的顾虑和底线，《纽约时报》结合奥巴马上周面向全国发表的电视讲话给出了答案——未免一战，不重蹈布什覆辙。
从表面上看，这应该是一场美国与中东国家之间有因必有果的生死较量，但实际上，以“第三方”身份存在的中国却也不由分说地被迫卷入其中。将时间线倒回，早在7月初，ISIL就已发出威胁声明。延迟至8月8日，港媒以ISIL对中国的复仇威胁为封面故事予以报道。在封面上，一群蒙面持枪的圣战分子列队行进在一片沙漠上，文章以描述ISIL的领导人巴格达迪（Abu Omar al-Baghdadi）7月4日在摩苏尔的演讲起头：“在中国、印度、巴勒斯坦、菲律宾、突尼斯……穆斯林的权利都被强行剥夺了，你们看到的中非和缅甸，只是他们水深火热处境的冰山一角。安拉在上，我们要复仇！”显而易见，中国被排在了第一位。而这股气势汹汹的复仇浪潮，将为中国反恐带来什么，又会如何深远地影响中国下一步的反恐布局还是未知数。可以肯定的是，从官方到民间的焦虑和恐惧正在持续蔓延。尤其是当一张尚未证实真伪的所谓ISIL公布的版图主张地图在各个场域散播开来，地图中赫然地包含了很大一块位于中国新疆的土地，这种焦虑和恐惧的蔓延更胜一筹。
如果说这一次的被迫卷入距离是否出兵还有一段距离，毕竟ISIL发出的威胁声明，还只是停留在纸面上，那么待到美国组织的全球反ISIL联盟日益形成，是否出兵加入这一反恐联盟，已然成为摆在中国领导人面前的一个迫切问题，不得不认真以待。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应该出兵参战，因为这是中国展示自身武力的难得机会；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中国出于一系列政治和经济方面的基本原因，不适合加入国际社会打击ISIL的军事行动。
来自澳门大学政府和公共管理学助力教授陈丁丁，是第一种观点的坚定捍卫者。在其新近发表的刊发于日本《外交家》杂志的一篇文章中，开诚布公地写明了中国出兵打击风头正盛的中东地区恐怖组织的四大原因：首先，通过出兵一举摧毁ISIL符合中国自身的安全利益，涉疆暴力恐怖袭击之猖獗有目共睹；其次，派兵打击这一恐怖组织能使中国军队获得非常宝贵的作战经验，毕竟解放军已经有大约30年没有真正打仗了，国际上对解放军的真正作战能力存在很大质疑；第三，派兵加入美国组织的国际联盟与ISIL作战，将使中国可以更加深入地涉足中东地区事务，鉴于中国的能源供应已经严重依赖中东地区，中国急需在这一地区实现军事存在，以保护自己在当地不断扩大的经济利益；最后，此举也有助于提升中国的全球形象，帮助确立中国的全球领导角色，并且能在中美关系日益紧张的当下起到改善两国关系的作用。
来自中国商务部的研究员梅新育并不赞同陈丁丁的“四大好处”之论。一方面，ISIL对中国经济并不构成真正的威胁；另一方面，中国国内以及国际社会并未形成支持中国出兵打击ISIL的共识。至少从时下舆论风向来看，许多中国人强烈反对国家将资源投入到与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中去。因为一旦投入大量资源去稳定中东地区的形势，必然会大量消耗自身实力。梅新育故而态度坚决地呼吁：中国一定不能让自己被拖进美国及其盟国发起的这场反恐行动中去，一定不能让自己成为这场战争的牺牲品。中国国内与国际社会有无形成共识还是未知数，至少在民间层面，呼吁中国出兵协助反恐的声音遍地，如研究员王冲的“最好派地面部队去灭了那些残暴的恐怖分子，如果有必要，中国也出兵帮忙，练练兵”。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鸣也在个人微博中附议，“动不动就砍下人的头，抓成百的妇女做性奴，ISIL就是一伙匪帮，反人类的匪帮，即使为了中国在伊拉克的企业员工的安全，中国也该出兵。这样的匪帮不消灭，早晚养虎为患。”
说来说去，中国究竟会否出兵ISIL，还只是停留在“你猜我猜大家猜”的阶段。在梅新育“反对”出兵前，美国国家安全顾问赖斯（Susan Rice）刚刚访问了北京，据流窜于坊间的消息称，其在访华期间曾督促中国领导人支持美国打击ISIL的军事行动，北京也对这一建议“表示了兴趣”。但也只是“兴趣”而已，况且“支持美国打击ISIL”和“中国真正出兵”还有一段距离。与“兴趣”延伸出的揣测性报道类似，此前中国外交部一句“持开放态度”也被解读为微弱的拥护姿态，前后两次由只言片语揣摩政策走向，不过是从己身需求出发而作的预判。
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是否出兵ISIL，对中国领导人而言，说到底不过是一场“成本”与“收益”的估值和算计。“成本”在于战争带来的系列问题，比如资源的大量消耗，自身实力的折损，以及承担随时可能陷入混乱的风险。“收益”在于，反恐出现质变，获得国际赞誉，缓和中美关系，确立全球领导角色。如果“成本”远远高于“收益”，那么出兵就是一场赔本的交易，应该主动放弃。如果“收益”高于“成本”，理论上就该如陈丁丁以及民间呼吁的那般，积极加入到全球反ISIL联盟的队列中来。关键问题在于，“成本”与“收益”的相对模糊性，让中国的这种估值接近实际情况的可能性变得微乎其微。
“成本”与“收益”的权衡之外，从中国一贯奉行的“稳定压倒一切”来看，出兵ISIL的可能性也是很低的。战争即意味着混乱和变局，这是包括习近平在内的中国历届领导人都不愿承担的政治风险。即便习近平上台后，外交政策已经从邓小平时代的“韬光养晦，有所作为”向“出动出击，有所作为”过渡，但在什么问题上“主动”，选择怎样的方式“出击”，并没有明确的划分和界定。中国民间以及世界舆论对中国出兵的呼吁，不过是单方面主观愿望的表达。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主观愿望，故而便一门心思从中国官方的言语和行动中不断寻求支撑这一立论的论据，中国微弱的拥护姿态以及“表示了兴趣”之解读，就是鲜明的例证。
另一方面，外界之所以对中国出兵ISIL寄予厚望，除了反恐的现实所需，与习近平个人在上台不足两年里的大动作不无关系，尤其是其在改革和反腐领域的大刀阔斧的作为，已经让世界为之一震。正是因为外界有了这样的先入为主，故而不论性质为何，同与不同，均认定以习力挽狂澜的政治勇气和魄力可以做到与众不同。问题在于，国际风云际会，盘根错节的地缘和利益博弈，与中国家门内的改革和反腐是不可同日而语的，故而要实现突破需要克服的困难，也是无法简单盖棺和类比的。当然，必然性之中也有不排除偶然性。如若在此期间发生一起中国人质遭遇斩首的惨案，中国会否一不做二不休加入到战争的队列中来，就充满了变数和无限可能。不过这只是假设，也是任谁也不愿意看到的“偶然”事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