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区房与唐人街：两个起点的距离

灰蒙蒙的四月，飞机舱门一开，一股冰凉干净的空气扑面而来。我紧紧拉着母亲的手，脚步踌躇，却又隐隐期待。那年我十四岁，从福州一所重点中学转出，还没来得及和同桌道别，就被父亲的一纸签证带到了加拿大。
温哥华的天灰得像一场尚未醒来的梦。机场里的标识和广播，尽是我听不懂的英文。我唯一能握住的，是母亲掌心的温度，还有父亲脸上那不自然的微笑——那个曾在福州意气风发的男人，如今在唐人街当起了洗碗工。
我们租住在老乡附近的一室公寓，位于唐人街的边缘地带。楼道斑驳，电梯里贴满了粤语和简体字的告示。窗外，是旧砖墙和闪烁的霓虹灯，还有褪色的“点心早茶”广告。我不敢一个人出门，夜里常听见楼下传来争吵声。
周围的环境总是嘈杂。晚上是刺耳的警笛声，凌晨是垃圾车轰鸣驶过的声音。陌生人在深夜里争吵，楼下常有流浪汉推着购物车穿行，铁轮与地面摩擦的声音刺耳又沉重。即使是白天，我也不敢独自外出。
对面是一户装修干净的华人家庭，女儿是班上的尖子生，父亲是老师。他们家的窗帘总在夜里透出柔和的灯光，如同提醒我，那是我们曾经拥有，或从未真正拥有过的生活。
而我还记得，在福州的邻居也是老师。他在本地知名中学教书，每周末会和父亲打羽毛球，回来还顺便送上一袋新鲜的橄榄。那个社区安静而体面，邻里之间点头寒暄，生活井然有序，像是“向上”的一部分。
但在温哥华的这栋公寓楼里，邻居常常是刚出狱的人、酗酒的中年人，或依靠救济度日的老人。走廊弥漫着烟味与速食的味道，有人整夜敲墙，有人清晨大喊大叫。我常常感到不安，哪怕门外一声响动，也会让我心惊胆跳。
恐惧像雾气一样在心中弥漫。语言不通，环境混乱，身份的落差赤裸裸地显现出来。如果不是父母在身边，我的精神大概早已崩溃。我像是踩在一根绷紧的钢索上，在惊恐与麻木之间小心维持着平衡，假装一切安然无恙。
曾经，我的世界是医生、教师、公司老板；而现在，是贫民、拾荒者和沉默的房东。世界没变，是我的位置掉了下去。
但我还记得，在福州的时候，我们家住在一套明亮的五居室学区房，靠近博物馆和重点中学。每天清晨，校门口挤满了穿校服的孩子和一脸疲惫的家长。我的书包上挂着奖牌，家中墙上是一排排奖杯。父亲总说：“再熬几年，你就能进重点大学。”
二唐人街的公寓里没有书桌，我只能把作业摊在厨房的小圆桌上。身旁，是母亲洗菜的水声和父亲间或传来的咳嗽。他们从不吵架，但沉默像厚重的墙，把我们隔在各自的世界里。
学校里，我是ESL班最沉默的那个。同学们谈明星、派对、Netflix，而我连一本英文书都读不顺。我知道自己语法全错，却不说、不问、不求助，只是低头，一笔一划把字母写在练习册上。
一天傍晚，我放学回家，在超市门口看到父亲蹲在路边，翻着打折传单。他戴着帽子，低着头，一手拿着手机，屏幕上是贷款计算器。
我站在街角，想起福州那间阳光透过百叶窗的书房，想起那个安静写作业的自己。那一刻我明白，那栋学区房不仅是一个住处，更是一种承诺：你可以向上。
而这里，这间唐人街的公寓，是一处临时的庇护所。一个没有起跑线的地方。一个必须靠自己铺路的地方。
爸爸后来离开了，经济的压力随之而来。为了节省房租，我们搬到了一个更破旧、离流浪汉更近的地方。为了减轻家庭的负担，十六岁的我开始在麦当劳打工，做收银员和服务员。
那种割裂感让我情绪低落，却也只能低头继续把工作做下去。当我站在洗碗池前拿起一只脏盘子时，才真正体会到那个曾经号令几十号员工的男人，是如何在异国他乡的厨房里，默默忍受那份屈辱和挣扎。
恐惧和抑郁不断蔓延，那是一种无声却不得不接受的牺牲。我常常在黑漆漆的夜里下班，走过流浪汉横行的街区，穿过破败的巷子，才回到那间狭小、潮湿、有异味的家。而那个邻居家的女孩，五点准时被爸妈接回家，从未见过夜晚的样子。
三

几年后，我们搬出了唐人街，我考上了大专，成为家里第一个在加拿大读大学的人。
但我始终忘不了那个春天。忘不了和父亲一起看房价的夜晚，忘不了母亲凌晨归家的脚步声，忘不了那个在厨房角落偷偷哭泣的晚上，还有隔墙飘来的老粤语歌声。
我开始写小说。写父亲洗碗时疲惫的背影，写那套被卖掉的学区房，写那个在公寓窗边，用字典一点点啃完一本英文小说的自己。
我写下这一行字：
“我从父母给予的阶层通行证中走出，在异国的角落，慢慢学会了为自己造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