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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点左派分子的十大“罪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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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代,苏联统治下的乌克兰发生大饥荒,数百万人饿死。一个名叫加雷斯·琼斯(Gareth Jones)的年轻记者孤身犯险,勇敢地揭露了真相。然而,当时的很多知识分子对苏维埃“伟大的社会实验”怀着无比美好的理想。琼斯冒犯了他们的理想,因此他们拒绝承认琼斯的报道,并且发起声势浩大的口诛笔伐。
《纽约时报》驻莫斯科的记者华尔特·杜兰迪(Walter Duranty),发表文章进行驳斥,暗示琼斯是一个骗子:“这里没有饥荒,也不可能有这样的事情。”杜兰迪因此被苏联和知识界奉为座上宾,并获得了普利策奖。颁奖辞如此形容他的报道:“富于学识,深刻,判断无偏见,也极为清晰”。而琼斯先生因为拒绝妥协饱受迫害,并最终死于非命。
多年以后,人们逐渐意识到乌克兰大饥荒是“真实存在的”。历史档案解密之时,琼斯和杜兰迪都已经作古。然而,普利策委员会拒绝收回给予杜兰迪的奖项和致敬辞,他们给出的解释是:“没有证据表明杜兰迪是在刻意欺骗”……
这个真实且讽刺的故事,就是电影《琼斯先生》的原型。最早让这个故事广为人知的,则是托马斯·索维尔的名著《知识分子与社会》。
 
索维尔的文笔优美且犀利。书中还记述了比电影更精彩的故事,堪称“20世纪知识分子的翻车史”:1930年代,萧伯纳、罗曼·罗兰访问苏联后,为斯大林大唱赞歌;萨特考察纳粹德国后,评价希特勒统治的第三帝国 “和法国差不多”,此时,犹太人已经被关进了集中营;二战前夕,罗素极力推动英国单方面裁军、削减军备;乔姆斯基曾经为红色高棉辩护……
 
索维尔得出的一个结论是——知识分子有一种让人惊讶的特权,就是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地极度愚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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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分子的形右实左
 
知识分子,通常被大众视为“智力超群、富有担当”的群体。但是,这些大名鼎鼎的知识分子,为什么会在人类命运的关键时刻“全军覆没”、甚至判断力还不如常人呢?
 
上个世纪的知识分子犯这样的错误 ,或许还可以用“时代的局限”来为他们这种“集体左倾”的行为开脱。但是正如黑格尔所言,“人类从历史中汲取到的唯一教训,就是人类无法从历史中学到任何教训。”
在互联网、全球化如此发达的今天,仍然存在众多“形右实左”的知识分子——尽管他们多年来一贯以“右派”的形象示人,并且勇敢地抨击最明显的左派体制,但是在价值观和分析方法上,他们却又是标准的左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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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索维尔批得体无完肤的罗斯福、罗尔斯,被很多中国“右派”引为知己
更令人无奈的是,在一个被毒害的语言环境中,他们所受到的批判,也往往不是诉诸逻辑分析和观点辩驳,而是滑向动机揣测和道德绑架——即便是一些“批判左派知识分子的知识分子“,也难免会有“以左反左”的嫌疑。
以上种种匪夷所思的撕裂,不但使得知识分子群体声誉扫地,也导致了大众的困惑和对立。
 
所以,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知识分子“形右实左”?
 
知识分子的角色:人类左倾的代表
 
“左”的渊源,是人类的骄傲;左倾,是人类的天性。
 
任何人从出生开始,不用接受任何理论教育,都会自然而然产生左派的乌托邦构想:妄想知晓/掌控一切事物,期待尽善尽美的社会制度,渴望无微不至的保障……
 
一个人要接受“有限政府和自发市场”的右派价值观,都必须先经过“从左到右”的观念转变,克服天然的左派的冲动,养成消极的政治观——对世界保持谦卑、审慎,对人性保持警惕、悲悯。
 
说到底,知识分子也是人,是人就会有“左”的倾向。但是,知识分子作为掌握专门知识的群体,本身又擅长表达、传播观点,于是在他们身上,人的骄傲往往就来得更强烈、更明显。
 
这也恰好可以解释一个事实,即便有左派哲学的加持,知识分子的“左倾”在每一个时代都没有什么新意。索维尔总结,各时代左倾的知识分子,大多数都有以下特征:
 

1.对于人性持乐观态度;

2.对现状不满,并将改造世界、拯救苍生视为自己的职责;

3.有乌托邦情结;

4.支持价值相对主义、文化相对主义;

5.迷恋理性至上和理性主义;

6.迷恋科学和科学主义;

7.迷恋进步和进步主义;

8.迷恋物质和物质主义;

9.迷恋民主;

10.痴迷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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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分子的迷信:轻视观念的后果
 
“形右实左”的知识分子,通常迷信“制度和环境”, 轻视“观念和民情”。
因为迷信制度,他们拒绝相信“民主国家也可能发生选举舞弊”、 “自由媒体也可能不公正”。
因为迷信制度,他们固执的相信,一个国家只要有了人民主权、三权分立,限政法治就会水到渠成、永不褪色,人民自然就会趋善避恶、永享太平,永远不会重复罗马人的命运。
 
因为轻视观念,他们只反对看得见的极权制度,却对产生极权的观念和民情视而不见。于是在不知不觉间,他们走向了自己极力反对的那一面。
 
因为轻视观念,他们认为“适当比例的财富再分配不是道德绑架”,“不会伤害私有产权和权利平等”,而且 “有利于形成互助互爱的社会氛围”。
 
殊不知,人类是观念的生物,观念的后果是不可估量的。私产伦理和有限政府,无论以任何形式向权力或“社会”妥协,都是在向极权主义迈进。
知识分子的工作明明就是“处理观念”,他们为什么还会轻视观念的后果呢?索维尔认为,这是知识分子的工作性质决定的——知识从观念到观念。
他们进行“生产”的原材料是观念,“生产”过程是处理观念,生产成果也是观念;他们影响世界的方式,也是传播观念;最后,只要他们传播的观念足够广、接受的人足够多,就会被视为成功。
知识分子的特权:犯错无代价
索维尔尖锐地指出,由于轻视观念的后果,知识分在传播“可能有害的观念”时,可以毫无顾忌。在观念的后果产生后,他们也心安理得——无论带来多少灾难,都不会影响他们继续扮演“社会良心”。
一个医生如果出现严重“误诊”,一个工程师的设计如果出现严重误差,通常都需要付出惨痛的代价,在职业上身败名裂。
 
但是,当那些“社会工程师”在智识上出现严重“误判”,导致成千上万人死亡的后果时,他们却无需付出任何代价,甚至照样充当“知识教主”、“社会良心”——试问,罗素、萨特、萧伯纳、史沫特莱、乔姆斯基、海德格尔……这些知识分子,有谁主动对自己“专业上的严重误判”承担过责任?又有谁对“受害的大众”表达过忏悔?
为此,索维尔一方面提醒大众,不要以圣人的标准要求知识分子。少一些盲目崇拜和道德绑架,知识分子反而更能谦卑、清醒。另一方面,他还明确了知识分子的道德责任——知识分子不仅要敢尽言责,还要善尽言责,考虑和顾及到自己的言论和理念对社会产生的影响和后果。
最后,在这个观点撕裂、价值观混乱的年代,作为普罗大众的我们,区分出思想、知识分子的好坏,变得尤其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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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者: 游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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