洁白公路
昨晚我又梦见了洁白公路。我站在公路中央，看着一辆辆车从我身旁飞驰而过，而我只等待它的到来。我知道我在等待，也知道终有一天它会到来。我听不见强风呼啸，但能看到路边的雪松晃向一边，它们和我一样属于这条公路，和我一样等待。阳光在它们身上投下的阴影连成一片。
他递给我一张票，解释说虽然是条远路，但从如今的路况来看我走的是条近路。我看了一眼车票的班次和座位号，心想自己为什么一定要去堪江，我可以待在家里，声称自己身体不适，取消这次聚会。
不过这没什么，只是试试运气罢了。既然输了，就该认账。
我向他告别，带着挎包进入候车室。天气晴朗，车站里除了汽车驶进驶出的发动机的声音之外，没有其他的响声，安静极了。我看了看时间，发现自己来早了一个小时。
我知道从这里到堪江主要有两条公路可走。一条较为笔直，时程在两小时左右；另一条绕了一个圆弧大弯，起初开路是为了顾及沿路的乡镇，至少花三个小时。帮我买票的朋友在电话里告诉我，笔直的路正在修路，特别容易发生间断性堵车，那可能过了四个小时我还待在车上，所以他自作主张买了路弯的车票。他并没有做错，他考虑得很周到，选得很正确，是吧。
我上了那辆将载我去堪江市的大巴，觉得既陌生又熟悉，像重新做过去的习惯一样。我注视着底盘，很普通，普通得让你在这十几辆车中找不出一辆与它不同的。三年前，我当乘务员，那时我工作的车没有眼前的这么崭新，看上去也没这么活力十足。当时唯一到堪江的大弯路并没有全通，车只是到路上的一半然后返回，也只有一辆车。在记忆中它的身子是乳白色，车窗下的车身被一层薄薄的尘土覆盖，车窗是双面脸，一边透明，一边是深蓝色。我在那辆车上帮助我的那位年纪不轻的司机在车上卖票，每天几乎一样。早上七点出发，大约一个小时到达路的尽头，那里有一个村子，等待十多分钟（我和他在路边或田边散步、闲聊），然后再用与来程相同的时间回去。到城里过二十分钟再次发车，直到傍晚五点到六点停班。一天来回多少趟，我忘了，如果你有兴趣可以自己算。
那辆车始终只有我和司机两个人，直到我离开，对车站不再熟悉。那时我没有其他工作，只能整天待在车上度过一天又一天。我在那辆车上工作了一年的时间，但直到现在我才再一次乘上属于大弯路的车，那里的风景早已淡忘。
我坐在前几排，从前我工作时也是坐在前面。一上车，我就闭起眼睛试图入睡——在车上睡三个小时？——或许吧。这辆车的车身是橙黄色的，我想着，整体来说很新，从座位、行李架、地面、车顶、窗玻璃都能看出它经常被人打扫，车站雇了些人来维护这些车辆的清洁。如今在大弯路上跑的车已不只一辆，甚至不下十辆，还有许许多多借路的大车，这就已经不同往日了。
我睡不着，只好不闭上眼。乘客已满，但还没到发车时间，司机没来。天很蓝，风很大。那时候没有票站，就我的情况而言，票全都在我手里，我在车上卖票。这辆车里也有那么个乘务员，他正在车门外抽烟。我能感受出来，行车的时候他可以坐在那个专门供他歇息的座位上座位的靠头位置写着工作员三个字他什么也不用做只待在那儿直到终点然后车开回来的时候也许还是他可以换一个姿势脸上只有悠然轻松的表情。
引擎在我屁股下震动，车还没有启动，像被强风吹动的窗框在一直摇晃。它又溜走了。我看到从车站到永村我都站在车门旁，因为车内总没坐满人，这一路还能接些。车频繁地停下，路不长，却停了七八次，过了永村，车内挤满了人。车上的人皮肤很深，带的物品几乎是瓜果蔬菜或者什么也不带，表情看起来仿佛在沉思，似乎在说“我们来到一个不熟悉的地方，在这里唯有用沉默与之对抗。”我从前排到后排，一个个询问他们的目的地，然后把票卖给他们。公路弯弯曲曲，车速时缓时快，似乎在跟着某一节奏行驶，我摇晃着身子，摇晃着站着，摇晃着撕下票，摇晃着找零钱，也许当时的声音也是摇晃的。
前方的路程总是受到人群的干扰，当车绕过一棵大樟树踏上大弯路时，人在路上随意走的景象就少见了。我前面那位同我过去的职业一样的人打着哈欠，我能感到他还想再抽一口，但由于工作的规定，他的要求没能实现。我在他位置的时候很多都是站着，靠在车门旁的铁杆上，还有几个乘客也是站着，靠在其他人的座位上，即使那样，我也能睡着。
过了永村，下面仿佛进入了荒芜地带，与人际的一切纽带突然断裂，好像一只小甲壳虫掉入大海，沉入面无表情的山谷之中，有时在田野与山林间，有时在山谷间，有时在田野与田野间。深夜里，梦中的景色依然停留在三年前，眼前的却仿佛是虚构出来的，与我印象中的完全不同。我知道自己偏向记忆，只相信记忆。大部分山腰都是土黄色被阳光晒得发白像蹩脚的雕刻家刻出的一群严肃小丑头像路边的碎石和短小的树懒散地栖息仿佛在说我们永远也吸引不来鸟儿我们就要被尘土淹没就要被空气遗忘接下来的大弯道上的百年老树依然写着保护树木的牌子也依然钉在上面一个老汉站在那伸出手把车拦下塞着烟草的嘴巴吐出了要去白河村的那块地里干活到傍晚在乘车回来。
车没停下，笔直向前开。我向后张望，似乎在那个地方遗落了什么。我想拾起，但车没停下，我没有机会。
我记得，早晨的第一班和傍晚的最后一班总是挤满了人，我可以发誓说我一路上是踮着脚尖站过去的；然而中间的时候，特别是早晨十点到下午三点，车始终没坐满。也就是在那时候，在周六上午他们会搭上我们这班车去市里。大概在十一点左右车会停下来载上他们俩，开始时我会问他们去哪儿，之后就再也没问过了。他们只是去市里，等到下午再坐这辆车回去。我熟悉他们的时候是在夏末，随后他们一直坐满了整个秋冬季节。巧的是，每次他们上车时都有两个相邻的空位给他们，仿佛这一切事先都经过安排，只是不断地表演。她喜欢靠窗的位子，当她走上车的时候，一条乳白色的线从她的发丛中露了出来，像是脖领上的装饰，直连到她腰前的小口袋上。她像是随着说明书的指导，欣然地坐在了窗边，他跟着她，和她一起坐下。然后她递给他她的一条耳机线，有时直接塞进他的耳朵里，两人就在一起安静地听歌或悄声聊天。
回忆的意义对任何人来说都有轻重之分，但它本身是公平的。这种东西仅限于在我们安静的时候再来造访，我不了解其他人，但就我而言，我能感到它在我打开门的那一刻希望我能说一声：欢迎。我确实欢迎。
有那么一次，我以为我把车票给弄没了。当我发现的时候车正在朝村里开，而我一句话也没说，似乎不知道该怎么说该对谁说。当车到达目的地时，我告诉了司机。等车内只剩下我们俩人时，他把车门关了，不理会车下一些人焦急而迷惑的面孔。我们在车里找了四十多分钟，就差车顶和车底没找了，但一无所获。最后我们各自坐在了自己的位置上，沉默不语。我发现车还没有调头，车头对着的那条路再过两年就会被铺上水泥，车下的人在敲着窗子问我们回不回去，询问的语气愤恼而绝望。就这么开回去好了，我想着，管他呢。
我们还是载了二十多人回去，我忘了是谁先开的车门，总之他们像海中的鱼群一样涌进车来。我记得我始终盯着前方，开始意识到这个月的活白忙了。在那之前我都没有想到，仿佛那些车票是连接我思维的电线，它们没了我的思维也就断了。天依旧苍蓝，好像所有的一切都是可见可闻的，连烦恼我的一切也都可以因为惯性紧随着我，而我却无法轻易遗弃。现在想来，那并不算什么，无非是补偿一千多元钱罢了，我只是被一个简单的失误造成了我心里很不想承受的损失吓傻了而已，这似乎是给一个年轻而空乏自信的人一点现实意义上的教训，不管这小子愿不愿意接受。这之后，它又戏剧性地出现在司机的休息室的抽屉里，好像那叠票只是冬了个眠然后回来的棕熊一样，出现在了我们的面前。我知道，若真找不到，司机也会主动帮我分担。他在开车回去时什么话也没说，但我能感觉到：车在路上轰轰前进、车偶尔转弯、缓缓停下和在夕阳的光芒下的那张脸庞，都在告诉我他想这么做。
那天晚上他让我到他的休息室。我走进去时，看到桌子上有一瓶刚买的的白酒和两个刚洗好的玻璃杯。他拿起那没有商标的酒瓶旋开盖子，斟满了杯子。那是我第二次喝白酒，我说不出是什么原因，当嘴一碰到杯口我就灌了进去。我还没有走几步路就感觉肚子像一个上千度的熔炉一样熔化着肠子和其他器官，蒸发的水汽一阵阵撞击着我的胸腔。我弯下身子，想吐出那些让我难受的东西，仿佛它们真的都可以吐出来，但只是酸胀气充满了我的嘴巴和鼻孔，甚至在使劲地往我的大脑里钻。我的牙床酸得似乎要脱落了，大小肠纠结在了一起，似乎想成为一个球。他递给我一杯凉水，我先漱了漱口，然后咽了一小口，我把杯子递回去的时候，浑身湿透了。
在那件事发生时，我们已经载了他们好几次了。
阳光跟从前一样带着倦意，望着前方的世界，在幽暗而又字迹模糊的日记本上一页页照亮。一切都跟从前一样。路在改变，但或许这就是世界的发展规律：事物的发展永远是侵蚀性的，它需要时间。我们需要耐心。
雪松稀稀疏疏，像古老的浮雕一样庄重地立在路两边。我们在山腰上蜿蜒，绕过群山上的柏树。有时候，一些阔叶植物疯狂地伸出枝条，拍打和摩擦着车身，车开过之后它们像钟摆一样独自摇摆又似乎在抖落沉积在身上许久的灰尘在许多个雨季之下它们像车站的仓库中堆放的几把破伞雨水流湿枝干流入土壤在水泥之下沉寂。云朵凝固不动地粘在天空中，我曾经经常在仰视着这样的天空时半睡半醒，时空静止，天空把公路倒映成一条河流，我看到了我在那条河流上；它的安宁在晴朗的天气里犹如微雨落在大地上那般的寂静无声，彩色的风环绕着阳光流过让空气结成雪白的冰坠落在天河里成为那些呆板可笑的云她的微笑在后视镜里被梦境定格成一幅画面坐在窗边注视着飘拂而过的风浅黄色的衣服上面印着几行我看不懂也许他们也看不懂的英文字母倾斜的黑色一直滑到一角那是耳机的模样。
他们交谈的声音很小，即使我在他们身边也听不清他们在说什么。我时而望望他们，时而望着窗外，看着一棵棵树从我身边跑过。他穿着一件黑色夹克，她的头靠在他的肩旁上，穿着一件白衬衫，耳机线在他们紧靠在一起的胳膊上，像粗实的手臂上突起的血管。她的发尖落在他的手心上，活泼的双眼轻轻闭合，我感到有一股均匀的气息在他们的面前流进流出。他们大概十六七岁。车不快不慢地驶着，始终向前，引擎声不间断地在车内回响，我想着，如果这条路没有尽头，一直开下来，他们俩是否是这班车的最后乘客。也许是，也许不是。
我想到了一件不得不说的事，我们那辆车的底部曾经私自改过，是在一家私人的自行车修理店改的。当司机对我说起这件事时我挺纳闷的，怎么会在自行车店修理？他告诉我，那师傅曾经是修汽车的，然后改修自行车。但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改了什么。他在车底定了一块五平方米的铁板，与底盘有一定的空隙，说简单些，铁板上可以放一定大小的东西。他说是在自行车店里焊上的，在告诉我时已焊了一年之久，当车开得过快的时候底盘下的某个东西会晃得厉害，但没什么大碍。它曾经是用来干了什么，我没问他也没告诉我，反正我在那辆车上时它什么也没干，只是一个无用的装饰。
我记得有许多次我在车上昏昏欲睡，在车停的那一刹那传来一阵刺耳的金属摩擦声像一个老人用磨破的喉咙在叫喊，我知道那声音来源于车底。尤其在那一条雪松长得极其茂盛的直路上叫声更是明显。
在冬季里，她的脸尤其红润，像温暖的房子里壁炉中的火焰。阳光即使在正午也藏在雾气之中，雪堆积在公路的两旁始终不化，公路显得又白又湿。车稳重地行驶在这条公路上，前方没有房子也没有去干活的农民也没有其他的车辆经过，我们又独自地赶去城里。外面的风似乎很大，枯枝却表现得很有精神，立在寒风中一动不动。只有一丝风从车的某个不为人知的角落里蹿入，在这个充满人的气味的金属盒里呼啸着，让人感到一种没完没了的喧闹。我套上一件深灰色的毛衣，外套却是夏天的，不过还好，那丝遛进车内的风对我没有太多的影响。他们俩都穿着黑色外套，在属于他们的世界里一起听着音乐。那个耳机塞在他们的耳朵里，似乎那样做耳机的功能才发挥到极致。我看到他们仅有的那副手套——毛茸茸的——像耳机一样分别戴在他们的手上，剩下的两只看似着凉的手紧紧地牵着，在寒冷的空气中牵着。她的脸上带着甜美的安静。
我转过脸去，发现天空上一片碧蓝，才知道自己在半梦半醒间徘徊了许久。是啊，一如既往，深色的田壤上插着枯萎的野草，天际有一丛烟升起，我几乎能闻到那阵淡淡的焦味和干柴的味道。它们在小村庄中成长，散发的味道在大街小巷和公路上弥散，我无法忘记。它们依然如是。
除了卖票的时候，我从没有跟他们说过什么话，仿佛任何的话语一经出口就会惊飞栖息在身边的鸟儿一样。我能在很远的地方认出他们，在视力所及的地方，甚至在还没有看到那个站口的时候我就确信他们会在那儿，背对着风，等着这唯一的车开来。
我猜在过去的很长时间里我都在车内发呆，窗外的场景并非一成不变，但对我而言的确如此。雨季无论多少，我的印象中只有蓝天和白云——它们也许是乡村永恒的景色。我不用抬头看，在公路的远方就是它们的合影，尤其在冬季，窗外的嗷叫声在空旷的远处回响、飘扬，连绵不断，像一台会持续疯转一个世纪的水泥机发出的响声。天空像是一张巨大的滤音罩，而我们就在一个狭长的盒子里开来开去，盒子外的人用锤子不断地敲。
车停了，两个人上了车。而后又停了，让一个人下车。这让我想起了货物运送。车的后方有一个小车箱，可以装一定的物品。那些有货物的农民经常跟我联系（虽然有专门的货运车，但搭我们的车便宜许多），让我把货物运往某个地方。数量不多的物品我一次就能对付，但如果特别的多，有的连一个小房间也装不下，那他就有两种选择：一是让大型运货车来运，另一个是让我分运，每趟只要十元。我曾经运过九筐的土豆，堆得有房子高的木板，十几袋的棉被和几麻袋水泥，有一次是搬家，但在停班的时候还差几件家具，那人塞给司机五十元，请他再跑一趟，最后一路上我们都没载客。有人也喜欢叫运货车，毕竟不是所有人都喜欢麻烦，那时我们会跟它并驾齐驱，不再是一辆车在JW-151公路上踽踽独行。
有几辆车行驶在这条路上，路况今非昔比，经过短短的一年就受到了垂青。可是仍有很多时候，只有我们这辆车的身影倒映在公路上，就像前年的春初只有他的身影倒映在我们车上一样。阳光依旧温和；没有人会不赞同它对人类的照顾正是恰到好处。我听到了报纸在干燥的空气里翻转的声音，看到了微微的纤尘在光线下悠然地飘动。上车的只有他，他依然赶上这辆车，只是身边没有她，没有了耳机和那双毛茸茸的手套；他坐在了她一直以来都习惯坐的靠窗座位。
车开了，我看了他一眼（他似乎在想什么，眼光在窗外飘移），那是我第一次看见他一个人上车，心想大概发生了什么吧。我们并不是都能躲开所有的意外，不是吗？也许她今天真有要紧事不能去城里；也许她已经去了城里(管她是怎么去的呢)，正等着他；也许她家里发生了什么事，如果这样他应该就不会一个人去城里了，可也不一定，因为我什么也不知道。我不知道他们去城里干嘛，也不知道这一周一趟的两个人的情况……我只是送他们去城里，然后像事先说好的那样在下午送他们回去。
下午我们没见到他。
第二天早上第一班的时候他来了。他依旧昨天一样的衣着，黑夹克加棕色牛仔，只是乘车的时间不对，也只有他一个人。我看见他靠在座位上，脸无表情甚至可以说有点冷酷严峻，注视着窗外，但我感觉他并不是在看什么，他的眼神是在回溯过去，许多人回忆往事的时候都是一样，用眼睛告诉他人。以后都是他一人，我再也没有看见她，直到现在，虽然接下去的几周里他依旧是上午去下午回来。
我在心里暗下决心，回来的时候一定走正在修的那条路，我不在意失去一个小时，至少我可以睡上一觉，好好地睡一觉。即使做恶梦也行，我不是没有梦过。
他最后一次乘车是在周六的下午三点，他不是从城里回来，而是搭去城里的车。车在他面前停下，我打开门，他和寒气一起涌了进来，坐在了窗边。车开动了，我把目光抛向身后，看到他的双耳塞着耳机，我突然看到他的身边就坐着她，但那幻景只是一闪而过。
我斜靠在车上，时而盯着方向盘，时而盯着窗外，时而盯着前窗下的按钮。那里有个坏了的收音键，听说有用时可以收听到附近的两三个频道。但在那天之后，我发现那个收音设备还是有用的，只是附近没有发信号的广播站了。那天也许是司机偶然碰到了那个按钮，所以才有了那一直不知是从哪来的沙沙声，在他上车前已经响了一个小时。三月的天很蓝，云很白，枝芽还包裹成一团，山边的冻土很像石膏，路在起伏弯曲。在我的记忆中，没有哪一天的景色能给我这种简单而清晰的印象，我相信，如果我始终沉浸在记忆里，今后也不会见到比那天更明晰的景象。
风吹折了我的头发，吹得我脖子发抖，我转过头，他靠的那扇窗开了，窗外雪白的细纸屑在疯狂地舞动，像深海中的银白鱼群载着空气跟风一起旋转跳跃向着我看不见的车后飞奔我看不见我看见一股风从窗口流入带着寒气在阳光下沙沙沙地向我袭来。他的一只手伸在外 面，细屑从他的手中冒出，在寒风中像雪粒一样，也有小部分的纸屑在车内飞舞。我没说什么，只是转回头，沙沙沙的声音像老房子里的钟摆一样从车头荡到车尾，我等待着他把车窗关了。
前方是那条雪松长得繁多的直道，公路两边还有高低不齐的甘蔗梗，萎缩的老葫芦，几棵小柏树成了那里最不起眼的角色，它们看似立风而站，而且身着绿衣，但难掩饰它们的孤寂和绝望。我又一次来到了这里，我打赌这是最后一次。小树没有长得很粗壮，似乎它们得了侏儒症或它们也知道在这里长多大都是一样的。车开到每小时六十公里，我的车的最高时速或许就到这了，而经过这条直道时司机总是以最高时速开着。他总说这就像用电池，如果你每次只用百分之八十，那最终那块电池也就只有百分之八十的电力。我听到了窗外的风的狂吼，它们在齐声高呼着：快快！司机拉了一下操纵杆，我感到他的心里也这么呐喊。我听到了风摩擦车身的声音（不骗你，我真听到了），仿佛要把车身的漆皮掀去一层，摩擦声与车底的铁板碰撞声一齐在尖叫，像狂热的信徒在集会时高呼他们的信仰一样。我被叫声惊醒，是人的叫声，我转过身，没发现有什么异样……车窗开得很大，但他不在座位上。那个坐在他身后的人冲着我和司机喊着停车。我好像也叫了，但忘了叫了什么——也许是停车，也许是他掉下去了，也许只是啊。但我记得很清楚，车并没有像我们想要的那样停下来，它向前拖的时间大概有一个世纪了。我探出窗外（我希望他只是躺在地上，摔断了胳膊或腿什么的），看他落在了哪儿。我却惊讶地发现他没有在公路上（或者说没有躺在上面），车还没有停，我打开车门，看到一条狭长的血痕不断从我们车后产生，就像一条独特的路，似乎一路开来都这么延伸着。我低下头，发现一只红彤彤的手露出车底，其他大部分都看不见。手在地面上弹上弹下，似乎在和某人挥手。
车停了，我跳下了车，那一刻我想起了那天晚上我灌下的那杯白酒，我当时只想把胃里的一切吐个干净，但此时，看着他被卡在车底，几乎与底下的铁板融为一体，我却没有感觉。回忆只是停留在那一刻，没暗示什么。他的脖子卡在了底盘下那个多余装置的夹缝中，其余部分都在地面上拖曳，后脑勺不断地撞在挡板上已经瘪了。我向后看，他抛撒的纸屑早已无踪影，但那条血痕紧抓着路面似乎打算长眠一世。那次事故后，我离开了乘务员职位，在电影院里做接待者。
我在第二天离开。
很多个夜晚，我会在它产生的背景下做各种各样的梦。我在一个个场景中徘徊，在一个个梦幻般的幕布闭合后醒来。有时我会梦到他在车底下，耳机线绕在他的脖子上，在地面上嗒嗒嗒地跳动；也会梦到那只血红的手上戴着一只雪白的毛茸茸的手套，不是在挥手，而是紧紧地握着。
云朵倒映在蓝天里，我想知道，当音乐从两根线注入他们的耳朵时，那是什么感觉；我想知道在晴朗的天空下他们一起上车，一起下车又是什么感觉。我看到我依旧站在车头，靠着车门，双眼望着前方，那里自由的一切在明净的天空下显得和谐，在洁白的公路上显得理所当然。风掠过她的发梢，他们一前一后上车，谈着属于他们世界里的话，车缓缓向前，几棵小柏树，几十棵雪松，一只野猫，在远方一条银白色的丝带被漫天的苇草包围，我相信冬天它会结冰。
正午的阳光虽然催不走寒冷但也带来了温暖，我穿着薄薄的衣服，但在车上感觉不冷。我依然在这条路上前行。我能感觉得到，它在等我的到来，它像雪一样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