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孩子送出国 你知道他从此面临着什么?

2017-01-10, 14:16     来源: 别处world

  16 岁那年,母亲曾小心翼翼地来问我,想不想到美国去念高中、考大学。

  那时我上高二,非常清楚班里有好几个同学即将远赴英国、美国、澳洲,不会跟我们一起升上高三了。我当时天然地把这股潮流解读为「逃避高考」,皱着眉头问母亲,我成绩又不差,干嘛要逃?母亲从不强迫我,于是只能叹气:「大家都说越早出去越好,语言也容易解决,适应起来还更快。」我不置可否。

  到我 18 岁的时候,终于决定去美国,母亲得意了:「你看你现在还不是想出去了?早两年还说什么『我干嘛要逃避高考』,那时候要是听了我的该多好。」

  但我内心深知这二者的区别。几岁出去,是不是自己的决定,有没有想明白可能会面对什么,有没有能力面对它们…这些种种,或许是一心想把孩子送出去的家长们根本不明白的。

  F小姐

  于北京

  越来越多先富起来的中国家庭,正竞相把年纪越来越小的孩子送到国外。在 2015 年,一共有 4.3 万中国家庭用脚投票,将他们未成年的子女送到美国读高中。他们认为,这是他们能送给孩子的「最好的礼物」。而从此摆在面前的,是孩子面临的全球竞争,也是身后家庭的长期解体。

  

  2016年暑期,一部聚焦“低龄留学热”的中国连续剧《小别离》热播。用该剧主演黄磊的话说,“这世间所有的爱都指向团聚,唯独父母的爱指向别离”。

  然而别离后,父母们发现孩子们所面对的美式高中生活,远远超出了自己想象。

  Pay, Pray or Go away

  46岁的中学数学教师任娟,最初是反对“小别离”的。

  她生长并工作于中国传统教育体制内,是这个体制坚实的拥护者,笃信“国内的教育更扎实,管理严格,基础打得好”。她教出来的学生,考入国内重点大学的不少。

  况且,让未成年的孩子独自出远门,本是父母的大忌。任娟的班上已经陆陆续续有学生在高一、高二的时候退学出国,当时她奉劝那些家长:这么小送出去,你真的放心?

  对此,张芳却未曾有过犹疑。她在34岁那年才生下独生女儿,从那以后的生活重心都在女儿身上,为了女儿的教育和成长,她与丈夫几乎不惜血本:宁宁三岁时就随他们游历欧洲;从幼儿园到初中,一路都就读天价学区房护航下的北京名校;家里有宁宁自己的书房;配置了近十万元人民币的名牌钢琴;年年订閲十余本国内外新闻杂志;宁宁十二岁时突然想学法语,张芳马上花高价请回有法国文学硕士学位的家庭教师。

  张芳与丈夫都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家境优渥,她自己曾在英国谢菲尔德大学修读硕士学位,丈夫的工作亦多与国际往来。他们夫妇决定践行西方民间的那句俗语,“Pay,Pray or Go away”。也就是说,如果希望将孩子教育好,要么花钱,要么信教(欧美很多一流学校是教会学校),要么搬迁,搬到优质的教育资源旁边。

  她曾为女儿能接受北京最好的教育,花掉了自己和丈夫几乎二十年工资的总和,在名校云集的海淀区购房。不过,当宁宁还在上初中二年级时,赴美读高中的潮流来了,宁宁班里已经有近半的同学开始准备申请美国高中。

  公开数字显示,在2004年至2015年这十二年间,持有F-1签证(国际学生签证)在美国就读高中的中国学生,从433人增至4.3万人,增长将近百倍。

  这一部分源于中国家长对国内应试教育的失望,社会阶层分化、上升道路狭窄,以及环境污染、食品安全等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促使家长提早做出让孩子“冲出国门”的选择。

  一位留学中介机构的服务人员告诉张芳,去美国读高中是在美国读大学的敲门砖。美国大学每年的国际生招生数量有限,但想要跻身其中的中国学生越来越多。

  竞争既然如此激烈,那么从高中开始接受美国教育,从课业、语言和综合技能上比国内的高中生获得更多的训练,无疑能为未来申请美国大学增加筹码。而相比澳洲或欧洲,美国私立高中的入学门槛更高,有硬性的语言和成绩要求,也更吸引了一批成绩优异、家境优越的中国学生。

  “早晚要去,不如早去。”张芳几乎是不经思索为宁宁报名了托福、SSAT(Secondary School Admission Test,美国中学入学考试)的培训班,僱佣了经验资深的申请顾问,嘱咐女儿全心投入申请当中。但同时,她动用人脉资源选好了一个“垫底方案”——北京一所名牌中学的国际高中部。如果宁宁这一次申请美国高中失利,那么三年后,她可以继续申请美国的大学。

  花盆里盛不下了,就要换一亩地

  留下来,还是走出去?这样的抉择,很快就降临到任娟自己头上。

  儿子小亮出生于1996年,当时在北京的一家公立重点中学读初中,成绩中上,一直是班上的十名左右。因为是个男孩子,任娟希望他性格独立,所以小亮从懂事起就被要求自己睡一间房。任娟对儿子的判断是:他“性格偏内敛”,却很有自己的主见,“做事有分寸,可以明辨是非”。

  初二暑假,小亮报名学校组织的美国夏令营,游览了自由女神像、NBA赛场、CNN电视台,小亮的目光停留在普林斯顿大学。那是一所没有围墙的校园,绿草如茵,鸟语花香,年轻学子和花甲学者并肩而行。旅行归来,小亮对任娟说,“妈妈我要到美国念书,不是将来,是现在。”

  任娟在中国的内陆省份内蒙古出生、长大、结婚、生子。2003年,全家随丈夫工作调动来到北京,她在北京的一所中学谋得教职。那时的她连耐克(Nike)都不认识,只看见学生脚上“穿着一个个对勾”。直到后来,她和丈夫“在恰当的时机买了房子”,真正在北京交到朋友,站稳脚跟,享受到大都市的滋养,才感觉人生逐渐宽广。

  小亮是家里第一个去过美国的人,他兴致勃勃地和家人分享美国的各种见闻。这唤起了任娟的记忆,她读过梁启超给子女的书信集和傅雷写给儿子傅聪的《傅雷家书》,这些大师教育子女,都选择了出国之路,而且硕果累累:梁启超的几个子女中,三名早年出国留学的孩子,成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傅雷的儿子傅聪则成为中国最杰出的钢琴家之一。

  任娟原本希望小亮妥帖地在国内读完高中,成年之后再考虑是不是出国留学。但此时此刻,面对走得更远、视野更开阔的儿子,任娟有些动摇了。“我在想,自己还是心太小,视野太窄。那地方(指美国)确实经济发达、文化前沿……有些东西还是要尝试的。”

  当年14岁的小亮,个头长到了170多公分,正是生龙活虎的年纪,喜欢篮球和小提琴,痴迷科幻电影,对大千世界的各种新奇事物都跃跃欲试。任娟终于找到了说服自己让儿子出国的理由:“孩子就像一棵小树苗,小花盆里长不开了,就换个大花盆;大花盆里盛不下了,就要换一亩地。”

  真实的美国高中生活,超越了母亲们的想象

  任娟的儿子和张芳的女儿,都如愿成行。孩子们离开家时,分别只有15岁和14岁。

  任娟回忆当年送别儿子的情景,直感叹“分别的时刻来得太早了”,“毕竟母子一场,原本希望用更多的爱滋养孩子。”

  张芳的女儿宁宁则在自己的日记上写道,“我的成人礼就是第一次坐飞机来美国。父母送我到海关口,我妈哭成一个泪人,我转过身就走了,直到起飞,才落下泪。”别人18岁独立,她14岁就独立,早熟了4年。

  在外人看来,她们是颇有远见和魄力的母亲;在她们自己心中,这是一场风险与机遇并存的探险,且远远超出了自己可以掌控的范围。

  小亮考取了位于美国马萨诸塞省的中央天主教高中,住进德国裔和意大利裔的美国家庭寄宿。宁宁则进入了华盛顿州的一所寄宿制男女混校,一年的学费就将近40万元人民币。

  中国家长选择美国高中,通常会有几个考量:地理位置,以集中最多教育资源的马塞诸塞州最佳;平均SAT成绩,即美国大学入学考试成绩,越高越好;校友,越知名越好,最好有总统和诺贝尔奖得主;AP课程数量,也就是大学预修课程,越多越好。

  例如位于康涅狄格州的偏远小镇Lakeville,连寄信都要另付偏远地区投递费,就因为镇上有一所非常著名的中学Hotchkiss School,每年高中入学面试那几天,镇上唯一一家小旅店就挤满了中国考生和家长,成为当地的大新闻。

  但真实的美国高中生活是什么样,超越了任娟和张芳的想象。

  “我一直以为去美国念高中很轻松,”直到小亮入学,任娟才发现每一次的考试成绩都算入GPA,而不像国内只有高考一锤定音。而且,“美国的孩子太能考试了,一点都不比中国孩子差,一次都不能松懈”。

  “在天朝(指中国)的高中生需要操心的是高考成绩。在美帝(指美国)的高中生需要操心的是:

  SAT1+SAT2+ACT+PSAT+TOEFL+AP+GPA+EC+Community Service+ Art+ Sports+ Essay+ Recommendation+ Interview+……我们真的很轻松是吧?”一位在美国东部就读高中的女孩在她的个人微博上这么写道。

  更重要的是观念的转变。四年的美国高中生涯,要为申请大学做充足准备。很多学生都会在9年级(美国高中的第一年)就开始规划学业和职业发展,不断丰富高中阶段的课业生活。平日在学校拼成绩,周末拼社区贡献和课外活动,课余时间和升学顾问进行“头脑风暴”,是很多美国高中生的常态。

  远在中国的父母,想尽办法提供自己想象中可能有效的支持:张芳在北京中关村的培训机构为宁宁报名了SAT(American College Test,俗称“美国高考”)考试培训班,一课时600元人民币,一期课要三万余元,就等着她暑期回国补习。

  还有的家长舍不得孩子奔波,花大价钱从国内的重点大学聘请教授飞到美国给自己的孩子补习。有家长自掏腰包,让孩子到柬埔寨做扶贫活动,或者向学校捐款,就为了能在申请大学时写上“社会服务”的材料。

  “钱是必须的,经济基础是必须要有的,”一家留学机构美国中学业务总监赵耀在接受端传媒采访时说。

  只是张芳没有想到,当年幼的女儿远在他乡,除了钱,她作为一个母亲几乎给不了什么别的。

  除了钱,给不了任何保护

  送出国时,明明是希望孩子拥有更好的生活,更宽的视野,更多的选择。然而并非所有的孩子,都能如愿“出人头地”。

  在这场失去保护的旅途中,失败案例屡见不鲜。

  一位在加州唸书的小留学生对端传媒记者说,他在美国第一年的美术课作业,反覆画的是初中学校的校徽,是因为太想念国内的老师和朋友。在赵耀面对的案例中,也常见由美国寄宿家庭投诉中国学生“行为不端”,大多是违反家庭规定,在自己的小卧室里吃零食,或者吸烟,因为语言沟通不畅,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摩擦,小错误变成大错误,最后导致退学、离境,甚至有的数年之内不能再入境美国。

  更有2015年在洛杉矶爆出的中国小留学生虐凌案件,因缺失家庭教育和引导,在陌生的环境当中失去约束,三位刚刚成年的中国留学生获刑数年不等,美国当地的辩护律师形容这是“一场令人心痛的悲剧”,而一位犯罪者的父亲则在媒体面前擦拭泪水,表示送孩子出国的悔恨之情。

  女儿启程去美国后,张芳也一度陷入抑郁。“明明自己也能教得好,为什么不把她留在身边?”她反覆问自己。

  除了少数寄宿高中,大多数中国留学生的饮食起居都在托付给了美国当地的寄宿家庭。

  有的中国父母要求中介机构帮他们寻找律师、医生这样的寄宿家庭,甚至强调“一定要白人”。“这样的家庭殷实,但也常常是冰冷的,”赵耀说,“吃的东西是冰箱里的冷食,因为工作繁忙,寄宿家庭的监护人没有时间做饭,也无暇和孩子聊天。”

  况且,寄宿家庭能取代家庭教育吗?“坦率地讲,不能。”赵耀说。

  一位在美国马里兰州陪读的中国母亲曾对端传媒记者说,选择接收寄宿学生的美国家庭除了希望体验国际交流文化的诉求,还有很多是希望弥补家庭的经济收入,她见过一些中国学生一日三餐都是冰箱里的速冻食品,不合胃口,也吃不饱,却承载着来自父母“要吃苦、要独立”的殷殷教诲,不敢轻易对国内的父母倾诉苦衷。

  赵耀遇见的案例,有因为儿子不能很好地适应美国生活,成绩没有达到预期,身在国内的母亲就买一张机票飞过去,直接睡在寄宿家庭的地板上,或者没有预约就找到学校校长质问,引得儿子尴尬却又不理性自知,“孩子非常抵触妈妈在(美国),但妈妈就是不走。”

  文化机构“中国三明治”创始人李梓新曾在一篇《中国式的中产陷阱,有多少是因育儿而起?》的文章中写道,中国家庭的“出路和愿景过分寄托在子女身上,并为之倾上所有身家和精力,并限制了他们自己的发展格局,回报几何,却很难预测。”

  选择的对与错,似乎只能以结果来衡量。

  “我想知道,孩子在行为上、思想上起了多少变化,比如有没有变得更独立,更自由,更懂事,更开朗,更豁达,更好学,更有批判性,更有创造力,更有国际范儿……”一位小留学生的家长非常坦率地说。“总之,就是想知道我花了钱,忍受骨肉分离之苦,抛弃了国内的人际网络,这些代价是不是值。”

  赵耀坦承她接待过的留学生,普遍“负压过大”。 而中国父母“自身最该瓦解的,”李梓新在他的文章中写道,“是对每个孩子在标准化道路上出人头地的不切实际的热望”。

  跟不上孩子们了

  任娟和张芳的孩子,都正在以无法想象的速度在新环境中成长。

  小亮在第一个圣诞节假期回国探亲,为妈妈任娟准备的礼物是一瓶名牌香水。他对任娟说,“在美国,身上的味道好,对别人也是一种尊重。”原本不施粉黛的任娟接受了儿子的建议,在和端传媒记者见面时,她特意喷了香水,涂了淡粉色的脣膏。

  出国前只有40公斤的宁宁,足足长了6公斤,还长高了3厘米,“可能是美式汉堡薯条,再加上大量户外运动的成果”。她的做派也不一样了,过去无论春夏秋冬,都是一身笨重宽大的校服,现在她喜欢热裤、紧身T恤,也开始化妆和涂指甲油。

  放假回国的一切都是宁宁自己搞定的,订机票、出海关、行李丢了报警、安排假期的行程、和哪些朋友见面、去看什么电影、吃哪家餐厅……“过去是女儿粘着我,现在是我围着她团团转,”女儿的手机屏幕上“花里胡哨,琳琅满目,全是英文”,张芳感到自己和女儿相比,“除了多懂些人情世故,基本没什么优势可言,甚至连个子都矮了半头。”

  两位母亲觉得自己“跟不上了”。

  小亮有了一套自己的成长理论——Life needs management,要进行自我管理,例如,选择专业方向要选择自己擅长的,而不仅仅是喜欢的。他原本在2015年秋天考入美国波士顿大学的建筑学专业,念了一年之后,又转系到计算机工程专业。

  美国的社会政治生活开始影响宁宁的价值观。她所在的中学是教会学校,校长也是神父,800多英亩的校园只有200多个学生,校长和老师同学吃住都在一起,熟得象是个大家庭。一次视频聊天时,宁宁和张芳聊起美国总统大选,进而谈到美国人眼中的“领导力”(leadership)。“跟随英明的决策者,也是一种领导力,”宁宁的话让张芳诧异,宁宁觉得自己在未来不需要成为一个拥有实际权力的领导者。

  任娟回忆小亮在申请大学时,看到的只是儿子在视频对话另一端的情景。

  “我知道他心理压力很大,他不说;我也不敢表现出自己心里很紧张着急。”小亮落选最心仪的宾夕法尼亚大学,又因美国东部暴雪而无法参加托福考试,不得不坐十个小时的夜车到纽约州一个偏远小镇参加考试,一家人在两地,心悬着,任娟却只能等待。

  “那时候我就知道我什么都帮不上他,什么也做不了”,任娟说,“结果出来时,他只是很平静地给我发了一条微信:‘妈,我过了。’”

  那时候任娟才明白所谓的独立,不是孩子独自在一个地方生活、学习,而是全靠他自己一个人去做出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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